記得在我五六歲到十來歲的那陣兒，幾乎每年春節，都是跟著爸媽先到爺爺家拜年，然後爸媽留在那裏聊天；我則跟著幾個“小叔叔”，從爺爺家出發步行逛廠甸。爺爺家就在和平門以北，離廠甸僅三站地，用不著坐車。
其實，每年的臘月二十幾，大約在祭灶前後，我一準先要到爺爺家住兒天。爺爺家是個中等大小的四合院，爺爺和姨奶奶住北屋，奶奶住南房。奶奶和姨奶奶各生了三個男孩，奶奶生的三個早已長大，並且天各一方；而姨奶奶生的三個“小叔叔”，還都在上小學，整天就在這個四合院中奔跑，奶奶一聽見那腳步聲，就覺得是一種壓力。因此每年臘月，一當我住進了南房，奶奶就顯得特高興，說話也碰得有底氣，因為我是這個家的長孫。
在準備過年的日於裏，我天天看著家裏置辦年貨，看傭人們忙前忙後，看饅頭怎麼蒸了一缸又一缸。那饅頭都得先晾涼了，然後用一根筷子的頭蘸著一種可以吃的紅顏料，在饅頭當中點上一個“紅點兒”。聽一個年長的老媽子講，從初一到十五，廚房是不準動火蒸饅頭的，所有的吃食都要預先準備齊全。我覺得有趣，這種點了紅點兒的饅頭，就成為春節在我心中最初的形象。
可也怪，就在過年氣氛越來越濃的時候，換言之，也就是到了臘月二十八九的那兩天，父母一準把我接回自己的家。明明爺爺家的東屋，巳經搭好祭奠祖先的供桌，一邊一個大紅蠟燭，當中許許多多的供品。據說大年三十要有一個全家的跪拜之禮，我這個長孫在這一番議式中也算個主角。還據說，無論是爺爺還是奶奶，本來都希望我能留下來參加這一儀式，無奈我爸我媽一定要事先把我接回，他們也隻好默默接受。這件事我一直不明白，那大紅蠟燭是要在年三十晚上才點起來的，一點就要點一個通宵。想必那一定是很好看的，可惜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所以想象中的，那飄忽著火焰和光明的大紅蠟燭，便成為舂節在我幼小心靈中的又一個形象。我很奇怪：為什麼爸媽如此不肯通融？後來我才明白，那時正是是解放前夕，我爸媽是地下共產黨員，爺爺是個小資本家，奶奶雖是個小腳女人，但也屬於“吃剝削飯”的範疇。爸媽非要我年三十那晚上回到自己身邊，就是為了讓我躲過對祖先的那一拜。在父母當時眼中，祭什麼祖先？搞什麼跪拜？都純粹是封建一套。他們認定，平時我奶奶有被壓迫、受欺負的一麵，到“年三十”祭祖這一天，奶奶和爺爺就站在一邊兒了。事實上，當我長大之後，才知道也的確如此。
每年大年初一爸媽總是帶我到爺爺家拜年。爺爺的北屋正中是一張八仙桌，桌子前頭有一張棉墊子，晚輩寒初一拜年時，是要行磕頭禮的爺爺，當然就坐在八仙桌的左首，那邊為“上”。右首，按說是奶奶的位置，可奶奶從不進北屋，所以空著的時候為多。姨奶奶因為是“小”，所以也隻能在她的幾個孩子磕頭時，暫時坐那麼一小會兒。我你母來時，隻要在院子裏一出，爺爺和姨奶奶便即刻迎出來，借助寒暄，“稀裏糊塗”就把我父母迎進北屋，爺爺和我爸爸便一左一右在八仙桌的兩邊閑談越來，姨奶奶也一直拉著我母新的手“隨意”坐在一邊，那棉墊子始終是閑著的……聊不了幾句，爺爺便主動向爸爸說：“快到南房去看你娘吧”就這麼著，爸媽便順勢起身，姨奶奶一邊把我媽迭出北屋的門，一邊殷勤說道：“一會兒還過來坐”媽漫應著，便和爸一塊向南屋走去。
這時，我總是站在北屋門口，一再吵吵著要去廠甸，同時“沒大沒小”地呼叫著小叔叔的小名。爺爺笑了，姨奶奶也笑了，他們也招呼這幾個男孩：“快點，毛毛都等急啦！”說著，還將一把鈔票偷偷塞給年紀最大的男孩，意思是花錢時主動一點。“毛毛”是我的小名。
我和幾個小叔叔愉快上路了。往西走不遠，向南一拐，就遠遠看見和平門。其實，這和平門並沒“門”，它隻是前門和宣武門之間的一個豁口。本來北京的城牆都是連接得很緊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這兒開出了個豁口。我問小叔叔，前門往東這麼遠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一個相應的豁口？回答是“沒有”。我不信，北京什麼都講對稱，為什麼在這麼大的事情上不講對稱？小叔叔回答不出。我笑了，告訴他們自己的猜測——因為要方便大家逛廠甸，才特意開出這麼個豁口，讓從北邊來的人方便一些。小叔叔們不信，可又講不出反駁的道理。我贏了，於是特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