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學是在北京男三中。
記得初中語文課本當中，有一篇老舍寫的文章，他談北京“刮風是香爐，下雨是墨盒子”，這種地貌在50年代巳有改觀，老師特地強調說明。同時，還順便說了一句“老舍當初是男三中的學生，因此也是你們的校友”。我們能在語文課中讀到校友的文章，自然親切。當然，我們這輩人沒怎麼接觸過香爐，但對墨盒子還是熟悉的——初小先描紅模於，然後寫小字，繼而寫大字……有些同學從熟悉墨盒子甚至發展到收集硯台。
我們就是我們，我們熟悉墨盒子，墨盒子等於老舍，老舍也就等於我們。老舍上學時也得摸墨盒了。
還有，校徽也讓我們驕傲。當時書寫著“北京三中”宇樣的校徽，據說是解放初學校教務處的一位普通老師寫的。當時為什麼讓他寫？就因為字好。後來校長換了許多位，這個校徽一直沿用下來。當時當一名北京的中學男校校長並不容易，當校長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如果自己的毛筆字不靈，就不敢把自己的字用在校徽當中。即使自己的字很好，也不能隨便就用自己的字，更換校徽用宇，總得有足夠的背景才成。再者，那時學校小賣部中為學生出售自製的作業本，上麵也都印製了“北京三中”字樣。我注意到那上邊的字和校徽上的字是一致的。
偶爾走過四中（實際是男四中），見他們大門上用的是郭沫若寫的“北京四中”四個毛筆宇。就書法言，應該說是不錯。但為什麼不標上“男”字？當初，北京的好中學都是男女分校的，我們是男三中，有名；還有女三中，同樣也不錯。當然，男四中的擎生成績是有口皆碑的，他們有好幾位全國有名的特級師。這些，我們都從心眼兒裏承認和佩服。但，四中通過郭沫若的在四中讀書的小兒子，同家去請他老爸為學校題寫校匾，總不是件很光彩的事這。在我們男三中同學雖也有議論。後來這些議論都反映到現任校長那兒去了。有的老師甚至提議——四中找郭沫若，我們為什麼不找老舍？
一時之間，這種呼聲變得很強烈。最後從校方傳來回答——老舍是男三中的一位出了名的好校友，但對於學校來說，再好他也是學生，我捫三中的校徽用字，盡管寫字的人不如郭沫若有名，但他是學校中的老師，從這一點說，就比由學生家長來寫來名正言順！
這件事過去了四十多年，但“男三中”的校風校紀，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
文津街
文津街在北京，並不是一條很顯著的街，它在北海前門的西側，也沒多長。現在比較有名的是它的一個枝叉——養蜂夾道。其中有一個高幹俱樂部，有室內的遊泳館和網球館，其設施在二十年前還是領先的。
我對文津街產生深情，則是在高中畢業之後的那段“不順”時期。當時，我父母剛摘了右派帽子，其實摘與不摘沒多大分別，社會上的歧視與個人的自卑，仍然籠罩著我們家庭。我當時沒工作，也在沈從文伯伯“不必著急工作，趁年輕腦子好使，先多學些東西再說”的鼓勵下，每天定時去文津街上的北京圖書館看書自修。
我天天進“北圖”時，都要經過大門口的那兩座大石頭獅子，表麵上很威嚴，但看慣了，也就覺得溫柔。我的自修是多種多樣的。
一是到善本閱覽室去讀沈伯伯給我開列的善本書籍，他希望我通過苦讀取得文物鑒定知識，然後向組織上提名，讓我當他的助手。沈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出於和我父母半個世紀的交情，同時也是欣賞我能認識他的毛筆字，能聽懂他的湘西話。
二是借助了二樓大閱覽室中的英語字典，閱讀一些帶有古典文風的英語著作。那時，我正隨張友鬆先生學英文，張先生希望我多學些文風平實之作，可我卻偏愛古典文風。打個唐詩的比方，張先生希望我多讀杜甫，可我偏偏喜歡李賀。英文李賀著作中有些古宇難宇，一般宇典沒有，隻有“北圖”二樓大閱覽室當中那個矮牆般的書櫃中，才有英語解釋古字難字的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