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花塢，是北京中山公園當中一間很有些曆史的花房。“塢”，四圍高而當中低的山地，古音仄聲。知道不知道“塢”字的含意和平仄，對一般人無所謂，不能算是測量有無學問的標準。但對於60年代之初的我來說，卻是必然搬掉的“攔路虎”當中的一個。
那會兒，我正處在一種“非常”的境遇之中。剛從師範學院退學，同時又在戲曲學院旁聽，後者不管分配，將來幹什麼不曉得。盡管我很忙，自己給自己開的課程一門兒接著一門兒，但從戶口本上看，我當時屬於“社會青年”之列，名譽很不好聽。因為那陣兒隻講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從沒見自己安排自己（的學業和前途）的。對於我的一意孤行，媽媽能夠理解，爸爸則有些生氣。沈從文伯伯倒是很讚成，他主張我利用這一段“空閑”，多方麵去涉及古典藝術和傳統文化。他說，“國家現在沒有重視這一工作，即使培養了某些專業人才，也往往過於專而顯得不實用。沒有一個全麵的傳統文化的底子，將來提高起來很不容易。”我很信他的話，既然國家不是有計劃地培養，那好，我就自己培養自己。等到大體“成”了，才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職業。於是，我把去戲曲學院旁聽剩下來的時間，用於學習古詩、古文、英文和書畫。
我家和陳半丁老人住同一條胡同，他最小的兒子又是我中學的同學。這位同學卨中畢業以後，就在家裏跟他老爸學畫。於是，我常到他家去看陳半老繪畫寫宇。陳是當時屈指可數的老畫家了，但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習慣：隔不多久就要臨摹前人的畫作。比如有一次，他臨摹了任伯年，原作和臨摹的擺在一塊兒，我凝視許久，發現這兩張畫是如此地不“像”。我鬥膽地想，如果是我臨摹，也肯定能更“像”一些。當然，我心中的問題不能問他，也不能問我的那位同學，我偷偷問了另外一些父母熟識的文化人。他們告訴我——陳是大家，他臨的隻是“意”而不是具體這樣、那樣的“筆墨”，就更不是原作中的既定“結構”了。這些前輩還勸我，學畫不要從“寫意”起手，要學，就先學工筆，要先把線條學好。
對，學工筆。可又學誰呢？我想起了於非闇老先生。建國初期，母親曾帶我到他家（西城新街口的百花深處）玩過一次。有了這樣一點朦朧印象，我後來再看他的畫，就顯得親切了。再加上他那筆“瘦金書”，也挺合我的胃口。恰巧我手中有幾枝“大紅毛”、“小紅毛”的畫筆，畫他那類畫也挺合適。我同時還讀了些畫論，知道了“師造化”的重要。我想，花卉的“造化”又在哪兒呢？顯然，中山公園的唐花塢就再合適不過了。
看這個彎子拐的，終於說到了唐花塢。我於是背上畫板和宣紙，帶上一塊小硯台和墨、畫筆之類，就利用午飯之後的空閑，騎車奔中山公園寫生了。
我不急於寫生，先在西樹林中的長椅上坐一陣上，掏出古典詩詞讀上片刻，再帶著這種古典的情思進人唐花塢。這樣做似能“一石兩鳥”，既學了詩詞，也讓感情“古典”起來，一入筆就容易“對味兒”。
這樣一擔擱，使我每次進入花房之後，總要在被圍觀的狀態下開始寫生。這是我必須克服的第一關。我的辦法——你（們）不是要看我嗎？那好，那我就先看你（們）。我能寧靜地把圍觀的人看得自動退卻，然後再開始動筆。
還有第二關，臨摹絕對需要懸肘，一定要把感覺和力量完全凝聚在筆尖上，讓感覺和力量直達（甚至是穿透）紙麵。需要凝神屏氣，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實現它的確不容易，但我做到了。
第三關是，不要看一眼畫一筆，而應該看上一陣兒之後，就一鼓作氣畫上好幾筆。“幾”到底是幾呢？一個段落，有“幾”算兒。等“兒”完了，再鬆口氣，緩一緩神。
第四關是，今天畫過了，明天（或者後天）再畫，仔細觀察這一花卉近日的變化過程，這樣，花卉在自己眼中成為有生命的東西，畫的時候不妨在心中和它“對話”。
我很“投人”（當年沒這個詞兒，但我確實是這麼種感覺），把現實社會上的一切全都置之腦後，什麼星期日，什麼過節過年，都和我無關。我有我自己的節日，其中的“大節”又由無數的“小節”組成。什麼是“小節”呢？比如這繪畫，當我能克服圍觀對我的幹擾了，這就是一個“小節”；當我能懸肘自如地運筆了，又是一個“小節”；以此類推……如果繪畫、詩詞、京劇、考古諸多方麵的係列“小節”積少成多，我個人的“大節”也就形成，我就能成為國家在這方麵需要的一個特殊人才。這時，國家之“節”與我個人之“節”也就統一了。可惜，幾年之後——當我在這幾個方麵齊頭並進了一段相當路程，國家的政治形勢（指階級鬥爭理論）越來越“緊”。社會對於“社會青年”的壓力越來越大。我終於承受不住了，乖乖地找了一個到新疆去的機會，把這些“玩意兒”全都拋到九霄雲外，把我關於用個人之“節”迎合國家之“節”的種種設想，也拋得一幹二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