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些商界頭麵人物對於自己的同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形成威脅的同行，則表現行寸土必爭，毫無人性。前門大柵欄背街上的謙祥益，由於地勢較差影響到生意，後來購買了大柵欄正街西段的一塊土地準備開業。這件事讓大柵欄正街東段的瑞蚨祥知道了，便搶先在大柵欄西段，開設了西號瑞蚨祥綢布店。不久，謙祥益又想購進大柵欄中段土地開店，瑞蚨祥得知後，竟把該段地皮連同車場一並購進，開設了皮貨店和鴻記茶店。最後，兩家又爭奪“慶樂戲院”一帶的地皮。謙祥益搶先與賣方談妥條件準備成交，瑞蚨祥則出高價把戲院前的一塊地皮買下，並聲言：“如果謙祥益開其他買賣，我買的這段地皮免費供路；如果開綢布店，我就利用這塊地蓋房，把路堵死。”謙祥益聞言，隻得忍氣吞聲退卻了。
到了本世紀中期，前門外的商業十分發達，初步形成由眾多老字號“聯合主政”的局麵。老字號位於各個行業的最高層，聯網成為一個互通有無、相互支持的領導層。他們應酬最底層的政權機構，擔同時以更大的關注與更高的權勢階層來往。後麵這一點，又抑製了底層政權機構對自己的侵蝕。前門人變得成熟和主動起來。
自從1949年那兩度人文景觀之後，前門和前門人的“好時候”漸漸去也。
首先，是北京的那種封閉式的大格局，被城市建築的幡然改型一點點“蠶食”。古城牆的拆除。那種內外對峙件的區別淡漠了。天安門廣場的形成，以及東西長安街的打通。進人北京的“渠道”變縱為橫，人們可以乘坐汽車從東西路進入北京。對比之下，自永定門由南向北，依照中軸線逐漸“膜拜”著的趨近方式不吃番了。共產黨不提倡那種“坐北朝南、君臨天下”的傳統格局，連它的中樞機關也設在中南海，沒有放中軸線上的任何位置。解放軍三總部放在了西長安的延伸線上，整個北京的中心向西傾斜。前門火車站的拆除，先是在建國十周年時建立了北京新火車站，近年又建造了北京西站使得北京的重心又從東向西“搖動”了一番。大工業多在朝陽區，空氣汙染；文化區在海澱，綠樹成蔭。市區之內，商業區形成了新的鼎足三分——王府井、西單和前門的對峙。前門的低矮和擁擠，層次顯得低了，有些被動。
其次，生產關係中的勞資關係，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中，出現了陡然的變革。短短幾天內，北京全部私營企業都變成為公私合營。前門首當其衝也率先做出榜樣。同仁堂老板樂鬆牛，作為首都工商業主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口向毛主席呈上了請求公私合營的大紅喜報。他的祖上（就是那位賞給譚富英翡翠“扳指兒”的老先生）的壟斷前門的舊夢，就在自己手上徹底打破了。此後，公方經理進人原先的私營企業，一場“誰養活誰”的大辯論，使得資方代表焦頭爛額。那些幾百年留下來的老宇號、老招牌，變成驗證罪惡剝削的活化石。
曾經勇往直前，曾經義無反顧，認為為了早些達到明天的現代化，於是把一切陳舊的東西砸個稀巴爛。因為明天的一切都是新的。連每天早晨的太陽都是新的，所以一切舊事物就失去廣存身的理由，“文革”當中，這種理念走到了極端，整個前門大街以及它的兩側，都像篦頭發似的篦了一遍又>遍。大街上的古舊建築被粉碎了，所有老字號的匾額被摘下來，在人們的思想深處，被迫“妝”出一片“紅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