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上有一種認識習慣，喜歡從事物或概念的起源處追溯其本質，即認為事物的本質從一開始就孕育了，其後的發展隻不過是其最初性態的展開和繼續。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說法，比如一棵橡樹，從一粒橡樹籽中就孕育了一種“橡樹性”，以至於經過長期的發展過程最終長成一棵完整意義上的橡樹。就方法論方麵而言，這就等於說，追根溯源的過程就是研究事物本質的過程。照此看來，關於詩的起源問題的研究，實際上涉及到詩的本質問題。
在這一方麵，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有其獨到的見解。他在《詩論》第一章《詩的起源》中，就詩的起源問題論述了“曆史與考古學的證據不盡可憑”的兩點理由：
它假定在曆史記載上最古的詩就是詩的起源。
它假定在最古的詩之外尋不出詩的起源。
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心理學的解釋，他借助亞裏士多德的模仿說和西方的人性論，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結論：
總而言之，詩或是“表現”內在的情感，或是“再現”外來的印象，或是純以藝術形象產生快感，它的起源都是以人類天性為基礎。所以嚴格地說，詩的起源當與人類起源一樣久遠。
我覺得，朱先生對詩的定義獨特而給人啟發，但無論說詩的起源以人類天性為基礎，還是說詩的起源與人類起源同樣久遠，都需要有進一步的交代。首先，詩的起源固然有人的心理方麵的原因，但也不能完全歸於人的天性。從一般人對詩有所感悟到詩人和詩歌創作，這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次，詩的產生有賴於語言和文字，隻有把人類起源從人類有了語言開始算起才有意義，而文字則是文明人開始的標誌。文字對於詩的形式的完整化和固定化方麵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不少民族的文學史的開端都先有詩，或民歌，或史詩。古希臘是荷馬史詩和悲喜劇，二者的作者都稱為詩人。後來在英國文學中有《魯拜集》和《貝奧武甫》，在法國文學中有《羅蘭之歌》，在德國文學中有《尼貝龍根之歌》，俄羅斯文學中有《伊戈爾遠征記》和一些英雄歌謠。在古印度有《摩王可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大詩史。尤其以後者的詩律嚴謹，被稱為“最初的詩”，可見以詩作為文學創作的鼻祖在印度文學中有其古老的傳統。在中國則有《詩經》作為中國古代北方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至於更古老的詩歌，最近則有黃玉順先生從《易經》中挖掘整理出的80餘首歌謠，統稱為《易經古歌》。這些顯然都不是偶然的。在這裏有著詩歌與有了語言和文字的人類在心理史和生活史上同源同步的文明印證。
關於詩的起源，自然有不同的說法。而中國作於兩漢時期的《毛詩序》，在結合《詩經》論述詩的起源時的說法，確是可以歸入心理說一派的。這是一個由內向外的詩歌發生過程或心理運行機製。序曰：
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與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實際的曆史上的詩歌起源不可能是心理機製的純邏輯推演。但可以設想，最初的詩歌是純粹口頭的而不是書麵記載的。假如把詩人想象為一個人，那他的心有所感有所思激發了情感而發言為詩，就是合情合理的了。進一步而言，有詩而後繼而為歌永（詠），則有了詩歌的合說，繼而為舞蹈，則有了歌舞的合體。但在這裏，因為是純個人的活動，尚無音樂來伴奏，尚無觀賞的成分，即便創作者自己有了表演的欲望。假如一個農夫在田間勞作，偶爾抬頭遠望天邊，又低頭沉思農人的生活，不禁會作歌歎道：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與我何有哉！
當然，由今天的詩歌形態來看，這首歌既可以設想為個人的歎吟，也可以解釋為眾人的齊唱。但即便是後者，也不可能在一開始就突然大家齊聲合唱起來而不經過事先的任何演練。事實上，關於原始詩歌的創作問題，在曆史上確曾存在過個人創作抑或是集體創作兩種理論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