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裏嘛那個村裏，咱一樣樣的人！
誰都沒有想到，高馬麗竟然在下麵接了一句：
蘭花花開在梁上，山丹丹開在溝，
打工人的苦日子，不能沒個夠。
一上一下，男女對唱，把個糧垛跟前唱得高潮迭起。隻是兒媳婦一出場，做公公的石羅鍋不好再指手畫腳，閉上了嘴。
憑的一身苦水喲，靠咱的是實受，
打工族日子再難，也要爭出頭！
熬過了苦夏呦，眼前者是金秋，
打工人的好日子，要呀嘛要開頭！
定然它要開頭！
爬山調，唱出金河的理想，唱出大家的心聲。
石羅鍋和大家讚賞地朝垛頂上看去。
金河與銀河，兄弟兩個，筋肉飽綻、汗水津津，陽光一打，仿佛鐵人銅雕。
高馬麗與柳鶯鶯在垛前，笑容綻放，霞光映照，一片燦爛。
手足的關注
――《兄弟如手足》後記
即便在北京這樣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樣時髦新潮的當代都會，器宇軒昂操著標準京腔的北京人兒，以及小鳥依人說著寧波官話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誰個敢於斷然宣稱：自己的祖宗不是從農村來的、不是農民呢？輝煌數千載的農耕文明，曾經托舉起了長安、洛陽、杭州、汴梁那樣的大都會。封建時代**的或者約定俗成的社會等級叫做“士農工商”，“耕讀傳家”向來是國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農村，並不是什麼令人生畏的蠻荒之地；農民，並不是什麼低人一等的賤民。
城鄉，本來相互依存，**。方域地界相接，輻輳交錯；人員血脈相連，手足情誼。
然而，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人所共知的、或許是一般老百姓說不清的原因，農民，我們的衣食父母，社會地位墜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級那樣的地位；農村，古今詩人吟唱田園牧歌的大好鄉野，成為上等人不屑一顧的地方，成為落後、愚昧、貧窮、肮髒這些詞彙的同義語。
我們的父老鄉親，幾乎隻是在歌星們忸怩作態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虛擬的尊重。他們苦難的皺紋有如水土流失嚴重的深溝大壑，始終在貧困線上掙紮；他們緊抿的嘴巴好比幹涸的古井，喑啞地仰望天空。農民，處於嚴重的失語狀態，除了忍受，就是沉默。農村，我們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國家的整體格局之外；那兒，緊挨著大大小小的城市，卻仿佛距離我們無限遙遠。
所謂“三農問題”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極個別的分子，我們多數人，農民的兒子和農民的孫子，會天然關注農村――我們古老的家園，會由衷關注農民――我們的父兄。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敘述過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運的是，我小時候曾經被父母送回鄉下交由我的祖母看護。從兩歲到十二歲，整整十年。我成了一個地道的鄉下孩子；或者說，我被傳統文明、農耕文化滋養長大。
作為在中國文壇也還知名的小說家，我主要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我的文化之根從來沒有斷裂過。用城市的或者是當代的眼光來反顧農村生活，用全麵的或者曆史的尺度來把握城市節奏，對我而言，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然。當所謂“尋根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當評論家們為之大肆鼓吹、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好像一個智慧的農民一樣，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終不曾得到熱心的評論家們太多的關注，大家的文化養成差別很大，難得共鳴。我知道自己比諸位尋根者早已走了多麼遠，比諸位探索者早已掘進了多麼深。
我一直有著自己的驕傲。作為農民的兒子與孫子，作為從農村出來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尋根。我幾乎天然地具備鄉下人的眼光和立場，中國立場。我沒有那樣偉大――代聖賢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語的農民發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