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自己老以為，在學生和老師眼裏，他是“不相幹”的人，誰也不在乎這位矮小的中國人，是姓趙還是姓李，名字是洋化的“彼得”還是中國式的“得勝”。其實，熱情率直的美國人，歧視少數族裔的為數甚少，並沒有看不起清潔工彼得，可是敏感的彼得認定低人一等。彼得倒安於“不相幹”的地位，安於作局外人。他在這塊土地上住了十多年，還是沒住出歸屬感來，一如“大筆”拿了十年，還是沒培養出職業自豪感來。他說，學校和我“相幹的”，就是每兩星期發放一次的工資支票，還有每年發一次的假期薪水。
三
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移民中，盡多“彼得”型的人物。其中兩類“彼得”，最富於身世之感：一是年輕時當過下鄉知青的，如今年齡40多到50多，中年渡海，開始此生的第二輪拚搏，是謂“洋插隊”。先前拿語錄本出發的“土插”，光挨苦熬窮；今天憑綠卡和留學簽證所作的“洋插”呢，未必少了苦頭，卻肯定加上語言的障礙，寫意不到哪裏去。從前在鄉下，還能盼個病退，招工，回到城市去；如今“海外知青聯誼會”的袞袞諸公能盼什麼？過了河的卒子，能打回老家去嗎？二是國內的“精英”階層，原來當教授、教師、醫生、工程師、研究人員，當什麼“長”的，現在呢，要麼求職無門，要麼在舊金山的安老自助處謀得個薪資低微的清潔工、護理工。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悻名”，被他們剝個不休，不是“贏得斯文掃地名”，就是“贏得茶樓清客名”。
這些人物，名諱也許響亮過，如今卻沒有誰在乎。何況他們自己為了稱謂上的方便，多半在父母起的名字外，另取洋名字，一如彼得。即便是洋名字，也沒有多少人在乎。他們在餐廳工作，客人需要點菜，清理桌子時，打個響指，叫一聲“侍應生”、“練習生”，他們就忙著走去，哈腰接受使喚，為了多賺小費，他們一直作著撲克牌的微笑；他們在別的服務行業，如超級市場、雜貨店、洗衣店、高爾夫球俱樂部，被禮貌的洋客人稱為“先生”、“女士”。一些受教育少些的黑人，南美洲人，幹脆一律稱他們為“人”（MAN）。要是說稱呼，僅是社交方麵的小問題，那麼，心理上的隔離，即“不相幹”，卻是移民的最大困擾。
“洋插隊”也好，“斯文掃地”也好，這兩個群體都置身異鄉的困境，除卻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幸運兒，和若幹因嫉妒而幸災樂禍的，誰不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呢？即便是抵達成功彼岸的人物，一般也有過充滿辛酸的奮鬥史，過來人並不忍心嘲弄還在掙紮中的同胞。
不過，我以為，這種因職業上、環境上的落差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如其掩飾，如其顧影自憐，不如自力更生，從根本上取得突破—來一次觀念上的更新。尋根究底，“職業分貴賤”，是病源所在。回頭看，“插隊”所以不堪回首，是因為由高貴的“城裏人”變為下賤的“鄉下人”。琳琅滿目的“知青文學”主題之一，就是“插隊”的苦。然則不必“插”而命定地當著“地球修理工”的農民，將何以自處？同理，萬千從來不曾“吃自在飯”的唐人街“樓宇聯誼會”會員，即非生來“斯文”而畢生掃地的人，他們的“失落”又落實到哪裏去？千年的母國文化，從“官自讀書高”的舊庭訓到“吃力不賺錢，賺錢不吃力”的新世風，都在製造行業上、職位上的等級差異。我們常見洋人大言不慚地自我介紹為“旅館行李員”，卻難得見到衣錦還鄉的同胞，在鄉親麵前坦率承認自家是唐人街餐館的“侍應生”，即“侍仔”。算得鳳毛麟角的，是暢銷書《三十六計》的作者，已故美國著名華文作家馬森亮先生，他的名片上印著：“美國三藩市退職掃地工人，中文報紙專欄爬格子動物”。從往自家臉上貼金到直麵嚴酷的現實，再到玩己不恭的自嘲，已經是一個不可小覷的精神提升，對照之下，我輩在職業上起勁地自卑自欺自怨自憐，尤其顯得小家子氣。如果說馬作家的名片還欠缺一點的話，那是平常心—太把“斯文掃地”當回事，失諸粘著，不夠圓通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