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接到老炳的信，說是一些同學發起“畢業30周年聯誼活動”，邀我回到母校，參與“全球性的大聚會”。我實在很想回去，但是太倉促，海外謀生，糾纏諸多，不是說走就走得了的。隨即，我給遠在紐約的伍俊生老師打電話，他說他也去不了，但要約齊紐約的老校友們，聚會一次，看誰能回去；倘不能，也要表示一點心意。他說：“你寫點東西，作個紀念如何？”我說這好辦，“秀才人情紙一張”，在海外文壇，我雖是票友，但一年總也生產20來萬的鉛字，姑且算是他當年在南院教室布置的作文作業—額外的一次，要我在30年後才交卷的。（老師老師，當年說過“點點紅墨水，滴滴心頭血”的老師，如今你批改作文的筆呢？）
寫什麼呢？不存在無話可說的問題。30年，我們可能有同樣的30年？太多的追憶，太多的感慨；隻是，“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還是有“取哪一瓢”的疑問。於是我茫茫然，戚戚然，好些時日了。直到今天—1996年6月13日，中午，在女兒高中畢業的典禮上，我坐在大球場東側看台上，才忽然悟到了。
女兒18歲，剛剛在舊金山的“華盛頓高中”畢業。有女初長成，自是喜事。但未到“以息仔肩”的時候，她和她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商科四年級的哥哥，上學的浩繁費用，還要家長負擔。美國的風俗，畢業是人生大事，務必鄭而重之地辦。從早上開始，女兒在家裏就占據了梳妝台，精心打扮。女孩子家的玩意，總有數不清的窮講究，待到走出門來—哎喲，一個陌生的大姑娘，穿著傳統的紅袍子，戴一頂四方帽！我催她上車，她卻猶豫，說一身紅色太惹眼，一轉身去換上家常衣服，說要到了典禮開始前再換回。我一邊駕車，一邊跟女兒說：“我念的書，就到你今天的程度。我常常惋惜受教育太少。”她問：“你幹嗎不讀大學呢？”我沉默，怎麼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呢？那複雜的前因後果，還要操拗口的英語。把女兒送到學校，我再去接上嶽母，接上在下城一時裝公司上班的妻子，和住在唐人街的父親。駛近金門大橋前，還拐進超級市場的鮮花部，買了一束粉紅的玫瑰花；當外婆的，硬說一束不夠，非要自己掏錢不可，便再買了一叢三色堇和紫羅蘭。到了學校，已是人山人海。大到足以作為美式足球賽地的操場，茵茵綠草中央，一個極為奪目的方形色塊：一色的紅袍子，方帽子。（哎，紅色，東方故國最喜好的吉祥之色，能點燃多少青春記憶的暖色啊！）那是本屆的畢業生們。分行坐在折椅上，怕有七百多號人吧？氣球，彩帶，該校的交響樂隊，堆滿鮮花的講台。四周的看台上，上萬名家長和朋友、親戚。樂隊不停地奏樂，看台上陣陣歡呼。坐在我和妻子旁邊的兩位白人姑娘，說不定是球隊拉拉隊出身的，熱情過剩，且十分新潮，鼻子穿孔戴環，臂上刺了青，總是沒來由地吆叫，分貝之尖厲，使旁人苦笑著掩上尊耳。
天氣是少有的晴天，瓦藍的天宇，恰到好處的和風，四杆顏色各異的旗子：美國國旗，加州州旗，舊金山市旗，華盛頓高中校旗，獵獵飄著。綠草上的紅色方塊，那些紅袍子，也隨風湧動，一如不遠處太平洋的細浪。他們本來屬於不同的族裔，在亮麗的太陽下，卻很難分辨出黃白黑各異的膚色，大家都在享受這畢生難忘的時刻。風忽而大起來，紅色方塊中，許多手按住頭上的帽子，免得飛走了。頓時，一陣無以名之的感觸穿過全身，我打了一個寒噤。隨即，眼睛濕潤了。怕人看到，隻好低下頭去。
何其浩瀚的紅色！何其熟悉而陌生的場景！我那年也是18歲。在台山一中高三1班的課室裏做功課，在籃球場上和李沃歡搭檔對高手江金賢，在膳堂裏狼吞虎咽兩份飯，在跑道上拚命地蹬單車，與最要好的李振旺的腳力比賽，在縣前路的“餘湛記”吃上5分錢一碗的湯麵……30年了！一個輪回，是美麗，抑殘酷？是歲月的巧合，抑命運的作弄？此身何處：是故土，是異鄉？此處何身：是女兒，還是我自己？今夕何夕兮，為何我這般敏感多情，又回複到校園裏，變為那個肩膀窄，背微駝的瘦小子？30年前的今天，我在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