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太遠太遠，不但隔著10950張日曆，還隔著近1萬公裏的浩渺大洋。幸好，我當年斷斷續續寫下的日記，早已讓移民到此的父親帶了出來，存放在書房中落地書架的頂端。20來本，最早的寫於1963年，那還是初中三（叫“六年五班”還是新三（5）？）可憐的日記被鄉下老屋的蠹魚細細解讀過，被故國的雨水濡染過，“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時，怕被抄出來，還送到大山下友人家的豬舍去藏過，複遭舊金山的霧氣侵蝕過，冊頁散了，字跡模糊了。最資深的那本，一翻開，幹脆就落下繽紛碎片。唉，卑微多難的生命之實錄！我小心打開1966年的一本，方塊字畢竟有情，使我一下子飛渡迷離忘川：“六月十三日，星期一，天氣：連綿陰雨。第一次試報誌願後，今天開始作平衡和調整。本來我的第一表第一誌願是中山大學，伍永良老師要我報考北京大學。我的條件怕達不到，但總得有人報考才成。盡力而為。（記起來了，早讀課間，班主任伍老師把我叫到物理教研室，攤開誌願表談這樁事，然後填下：北大俄語係）……仍未被批準入團，這是使我最不安的……學校裏正開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向鄧拓黑幫，秦牧之流猛烈開火，課室內外張貼了許多大字報，還隻是序幕……”接下去的，是兩篇大字報的草稿：《拔掉秦牧的三麵黑旗》，《作家·響尾蛇》。
6日13日，於我女兒，是中學生活的結束；於我如何？在那天以前，我們雖有入團申請書，改造世界觀，憶苦思甜，日記本引下的毛主席語錄與日俱增，而且都加上紅線，我還多次下決心向標兵李金榮和同桌邱進泉學習。但是書桌畢竟未失其本來的意義，我正在膽怯地，也是興高采烈地做著“作家夢”，在紗帽山頭的桃金娘叢間，獨自低回，沉醉在飄忽而實在的“少年維特”式的煩惱中；在池塘旁相思樹的蕭蕭中，構思一首主題是“抗美援越”，投到《羊城晚報》的《花地》版，注定給打回票的“朗誦詩”。正當我們對大學，對未來充滿牧歌式的憧憬，全力以赴，準備高考的時候，“文革”卻已“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們多少次真心或趕時髦地與“個人主義”的交鋒，好不容易才在沙地建立起來的“理想”之堡，即將在颶風中塌坍。我的日記記載著：六月十四日，上午，十名“革命師生”貼出倡議書，號召全體師生立即停課，開展大革命。下午校內一片沸騰，成了大字報的海洋。十五日，揪出校內一批牛鬼蛇神。十六日，矛頭集中指向“反革命分子”。十九日，往附城支援夏收……
18歲的心靈，18歲的人生經驗，連愛情也僅僅止於對某位女同學極秘密的傾慕，何曾預計到不久之後的一切：高考被取消，留校鬧革命，工作組，破四舊，陳宜禧的銅像倒地，大串聯的萬水千山，天安門城樓的日出，“五一九”行動，從台城“天橋”飄下來的傳單，各色各樣的大旗：“紅旗”，“造反有理”，“五二五”，“工農兵”，殺向社會，“六六”絕食，打砸搶，長矛，匕首，殷紅的血，把高三（4）班一同學年輕的生命葬送掉的小口徑步槍，把某位“五二五戰士”的膝蓋報銷掉的土製手榴彈，第三宿舍的地道和工事，“抬頭望見北鬥星”。學校的大小管樂器，給舞台上殺氣騰騰的“史詩式”《紅衛兵戰歌》伴奏，原來管樂隊那些昂貴的潔白製服，則披在挖地道的戰士身上，成了一塌糊塗的工作服。我與我的老師、同學們，純情過，熱昏過，瘋過，死過，自相殘殺過，慷慨獻身過，鼠竊狗偷過，歡呼過，悲嘯過，文過，武過，尊貴過，作威作福過，卑賤如泥過，鐵窗過，餓過，絕望過……終於，一切在造反之中失落。我最心愛的一管玉屏梆笛，掛在第三宿舍的床鋪上，也在武鬥的紛亂中，讓某位戰友偷去了。留校的兩年，我們經曆了一生中最密集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最戲劇化的升沉榮枯。念完了高中課程，我們再耗費寶貴的年華，攻讀“瞎折騰”，直到1968年8月，才被糊裏糊塗地送回老家。離校那天，我騎著一輛破單車，後座綁著小水桶和網絡袋，一路不知羞恥地痛哭—這一回，無可奈何地畢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