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節午間，我坐在猶太街牙醫診所的躺椅上。午前，兒女邀請我到茶樓去，我匆忙地往肚子塞進排骨、包子和炸豆腐，先離席，到這裏來。在席間，我沒敢掃兒女的興，把一句話憋著：今天，是我失去父親以後的第一個父親節。
我是楊牙醫的多年客戶，才獲得不必預約而看診的特權。三天前我已在這兒躺過了，為了左邊的臼齒發炎。英俊的楊牙醫是土生的中國人，幹活細致，不厭其煩，素來得我的好感。上一回他要我張口，用金屬棒敲敲牙齒，撬開牙齦看看底部，問我：“想保住，還是拔掉？”這可是哈姆·雷特“生還是死”一類的大問題，“當然要保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醫生的天職是讓病人滿意，除非毫無通融餘地，他才不願忤逆你的意思。他在口罩裏甕聲甕氣地回答：“我看看。”再鼓搗了一陣，他似是自語又似是對我說：“牙齦壞得很嚴重，這樣好不好，先來個保守治療，下點消炎藥，看效果如何。”費時不到10分鍾，我帶著隱痛回家。
往後，盡管我小心清潔口腔，掃蕩飯後的殘渣，卻沒見發炎處好轉，不能不下決心了。於是，在陽光充沛的周末，我回來，乖乖地接受最後的裁決。診所裏靜悄悄的，牙醫不知躲到哪裏去了。我在眾多紅男綠女袒臥在既照耀幸運者也照耀潦倒者的上好太陽裏惡補黑紅膚色的午間，躺著受刑，對著雪白的天花板。
助理出現了，為了賺學費而放棄周末享受的良家女孩，她利落地替我的病牙照了X光，照片輸進躺椅旁邊的手提電腦裏，馬上顯現，她指給我：“是這一隻嗎？看來還不錯嘛，真的要拔掉？”我盯著牙齒埋進牙齦的部分，有若芭蕾舞女的兩隻修長美腿般，深深植在深處。不能不猶疑，好在，適時地記起《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亞當斯的名言：“我們隻負責牙痛，醫治方麵交給牙醫。”
楊牙醫進來，先是戴上膠手套的簌簌聲。我不敢造次，說：由你作決定好了。楊醫生再次察看病灶，沉吟一陣，打算像上一次那樣，摸清我本人的意願。我隻問他，它是不是無可救藥？他沒正麵回答，也許點了點頭，但我看不到。我提出一個折中方案：把牙齦萎縮後所造成的縫隙填平。他說把它弄小一點可以，但不能封閉。
我說，那就意味著，拔掉不可避免，隻是遲早的問題。醫生比我清楚得多，隻要縫隙在，食物殘渣便天天積聚，導致發炎，化膿。我的三隻大牙都經曆這一程序，然後在痛得咿呀呻吟時才躺到診所的躺椅，拔出來的牙，底部帶白色膿液。醫生終於下決心，說，拔！
我的心輕鬆起來，牙醫先往牙床打麻醉針。再讓我躺十來分鍾，待藥力發作他再來動手。口腔開始時似有萬千小蟲蠕動，不一會兒便沒了感覺。然而離口腔不遠的腦部活躍起來，我想起上個月去世的父親，今年的父親節，父親缺席，永久的缺席。我的臼齒亦然。
耳畔響起金屬器具的碰撞聲，把我從父親的遺容拉回現實。我張大嘴巴。醫生在牙齒上下刮，挖，使我想起知青年代挖百年老榕的大樹蔸的情景。一位當了20年牙醫的朋友自嘲說：“牙醫是純粹的手工業。”信然，脫牙的整個作業，靠的是鉗子和膂力，助理拿著往患處噴水的小玩意，是唯一的機械。
我對唯一的臼齒留戀萬分，那心情，一似第一次麵對埋著父親遺體的青草地。失去父親之後，身體內又一個物件即將離去。一次性的切割，絕無重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