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看背影”症候！每天一早，到離家四個街區的“隆慶”雜貨店買報紙時，總要在店裏的貨架間磨磨蹭蹭，不肯馬上離開。眼睛偶爾掃視手上報紙的標題，此外，就是耐心地投向一個背影。幸虧背影不屬於性感女郎，若是，我肯定被愛管閑事的收銀員暗裏譏笑為“老色鬼”。背影極為普通，矮小的身架，切肉師傅才穿的白製服，後擺沾上紅的黃的斑點，幸虧他站立的位置離肉櫃上頭的電光管很遠，不然，衣服就髒得太搶眼了。他操刀分解一扇扇豬肉，剔骨刀的寒光在襟前閃來閃去。第一回，我差點張口大叫：“是劉達權嗎？”但終於沒張口，怕受在背影前麵賣肉的年輕老板責怪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劉達權聽到，也隻能轉身向我打個招呼，隨即又埋頭切去排骨邊沿的肥肉。新來的打工仔，不可能擱下刀子，走過來和我握手、說話，更不可能隨我走出門外，到街對麵的咖啡館小坐，即使他知道美國的工人，每工作4個小時，就有15分鍾的“咖啡時間”。
招呼一直不敢打，好奇心卻沒衰竭。看著這背影，一天比一天驚訝，因為它沒一次轉過來，讓我看廬山真麵目。不變的姿勢：低頭，右手運刀，左手將排骨歸堆。我盯多久，這姿勢就維持多久，直到一邊以蹩腳的廣東話“請讓路”吆喝，一邊以肥厚的肩膀“披”著一扇雪白的肥豬，從大門呼哧呼哧地進來的肉食公司洋送貨員逼我才踱出門去。
我被背影糾纏著，本來，事情不難解決，隻消在門外再站上一個半個小時，或者趁午飯時間再來，背影遲早轉身，可是，我偏偏迷戀這一個小而可笑的懸念。它像我兒時被餓得六神無主之際，放在口裏的一顆早已失去滋味的話梅核子。舍不得丟掉，為了它牽引著紛亂的青春記憶。說起背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有名的一個，屬於朱自清的父親，這個因收入曆年中學教科書而深入人心的形象，被演繹為父愛的典型，在言必稱階級鬥爭的年代，又給歸類為對萬惡舊社會的控訴。可是，即使在父親下放農場，難得回家的童年，我也沒被朱先生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感動過，它太單薄了，和彼時人間舉目皆是的饑餓、貧困與冷酷比起來，小資的淒涼別說不夠斤兩，甚而近於做作。當然，和它比較，“劉達權”的背影未必增加多少曆史性的內涵、形而上的分量。劉達權這位鄉親的意義，是我在看過許多回背影以後，才逐漸顯露的。
說來好笑，開頭我連劉達權的名字也想不起來。那是新春過後的一天，我在沙發上讀書，妻上街回來。一邊把豬肉啊雞蛋啊波菜啊往電冰箱裏放，一邊興衝衝地說：“我在‘隆慶’遇到一位新鄉裏，猜猜是誰？”我連眼珠也懶得轉，把冷水潑過去：“算了吧，成千上萬人！”這是大實話。我們來自僑鄉，這二三十年間，從一個不足100萬人口的縣份，已有10多萬人移居外地，而舊金山作為傳統的“上埠”首選地點，新鄉裏源源而來，我當知青時所落戶的村莊，有一半鄉親能在唐人街的同鄉會裏碰上。妻見不奏效，便提醒：“這個人你不會忘記——他當過大隊的‘學習毛澤東思想輔導員’！”我唔了一聲，把書合上，想了一會兒，一個影像，隱藏在當年流行的120膠卷裏麵，一直沒有衝曬，黑壓壓的。我囁嚅著，帶著些微睡意。大概判定我的記憶力無可救藥吧，妻子放棄追問，忙於準備晚飯。在水龍頭沙沙水聲中，一個名字，才在我的腦際清晰起來。
“劉達權！”我驚醒似的，叫了一聲，嚇得妻摔掉手裏的菜，跑出廚房。我得意揚揚地問：“沒錯吧？”妻憐憫地看我一眼，回去炒菜。我繼續努力往記憶裏注入“顯影液”。
青春年代的一個人物，在人生的晚秋，終於顯現。他站在歲月的鏡麵，狹長臉，不過不失的五官，黧黑皮膚，瘦削，輕巧。一個在珠江三角洲的鄉村裏常見的男人，毫無特色，唯一的可觀處，是笑時嘴唇的彎度特別誇張，有點像舊金山街頭的小醜，那塗滿白油彩的臉上，半月形的血紅唇線。
和達權沒見麵多久了？若將光陰喻為流水，我們出發時共聚“江之頭”，今日相逢在“江之尾”。中國20世紀初出生的許多作家，青春年代嶄露頭角，爾後在殘酷的政治運動如批鬥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文革”之中沉淪，晚年才獲平反，都勉為其難地寫懷舊或反思之作。為了對一生有個交代，進八寶山前都出一本書——隻有青年與晚年，其他的黃金時光消耗在與筆墨絕緣的勞改場、牛棚，幹校，這書叫“頭尾集”。我和劉達權的關係，也隻有頭和尾。想到這裏，兀自苦笑，自語：如果說上帝創造萬物，那麼，“時間”就是“變遷”這一人生主題中唯一從頭到尾的在場者。聚散就是間隔，幾回緣慳一麵，當時漫不經心，回頭已是百年身。
然而，一旦拚足力氣回憶舊事，把覆蓋著達權的層層疊疊的日曆一一剝離，怪不怪？愈來愈清晰的，仍舊是他的背影。那是70年代初期的鄉村。我在小學所附設的初中擔任民辦老師，憑每月25元的微薄薪水，養活自己尚且勉強，但比起一門心思學大寨，靠出勤賺工分的社員，又勝幾籌。達權那時也是20出頭，家境近乎赤貧，父親早逝，和寡母相依為命。他“文革”前隻在毫無名氣的公社辦農中念過兩年，生產大隊的黨支書盡管和他關係不錯，也不敢把他塞進學校來，他隻好屈就“毛澤東思想總輔導員”一職，管的是近20條自然村學毛著這等貌似神聖其實最為冷門的事體。沒有固定工資，隻在大隊領誤工補貼。他不時趁來大隊部開會的空當，拐進學校以舊祠堂改成的教導處，找我聊天，談到當然不是他的本行毛澤東思想，而是報紙上的新聞，以及文學。談之不足，還拿些文章來請我提意見。文章都寫在一種特別的紙上，我不好問他從哪弄的，很可能是在大隊部寫標語時裁下的有光紙，帶顏色的一麵不用，隻用底麵，每張紙裁成一尺見方以上，密密麻麻的字，屬於中不溜兒，好在夠工整，一筆一畫，不用三角尺不能畫得那麼直。至於內容，都是跟在黨中央的《紅旗》、省委的《南方日報》和本縣的通訊後麵，聯係本鄉的事作點發揮，文從字順，缺點是沒棱角，也就是缺乏彼時最講究的“戰鬥性”。老實話，這些時髦玩意，我上課時不得不違心地照本宣科，平時是不會碰的，放著托爾斯泰的《複活》不讀而去研究什麼“資產階級法權”，不是吃錯藥嗎？我虛應故事，指出他的語病，壓根兒不想幫助他“提高”。他畢竟是聰明人，很快覺察出我的不耐煩，不再拿一捆標語紙裝訂成的“學理論心得”強迫我“指教”，改為聽我談讀歌德的《浮士德》、屠格涅夫的《羅亭》。“洋人這樣過日子嗎？”他睜大銳利的小眼，對著老祠堂的粗大梁木發了陣子呆，搔搔頭，不再說話。我曉得，他不是沒話說，而是有顧忌，“總輔導員”好歹算“意識形態官員”，盡管在大隊部門口出黑板報時被在旁抽水煙筒的耙田佬譏笑為“屁事不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