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敷衍他的文事，但對這個同齡人，慢慢喜歡上了。為了他的誌氣，他家境如此之糟，卻沒沾染上占小便宜的低賤作派，他來學校找我，多半是夜晚，老師們湊錢煮夜宵，臨到開飯，他一定托詞溜走，免得我裝模作樣地挽留。除非出勤，他的舊衣服即使打上多個補丁，也是幹淨清爽的。他隻要出門，就不會讓你看到寒酸。隨著交往的頻密，他的心也漸漸敞開。1972年的秋天，我從學校步行回村，他剛剛把進山打的柴草挑進墟裏，賣給一個磚窯，扛著扁擔和繩子回家，路上遇上我，看我手裏握著一本封麵脫落的教科書，搶過去翻翻，叫起來：“是大學中文係的講義哇！”我解釋說，“文革”前的，早被判為修正主義毒草了。他邊走邊翻，看到涅米拉索夫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輕輕念起來：“你很窮困/你也很富足/你很強盛/你也很衰弱/俄羅斯，我的母親！”他喃喃自語：“自由，在中國，誰能快樂而自由？”我哈哈大笑，為了這妙不可言的反詰。他突然興奮起來，把扁擔扔在路上，從胸前的小袋裏掏出兩張紙幣和幾個硬幣，向著收割後空洞的田野呼喊：“我他媽的有兩塊一毛五，就有了進供銷社買三兩三蒸米酒的自由！”我站著，沒有附和，眼裏卻含著淚水，唉，這赤貧農家的後生，被殘酷的生活壓扁了。他激動過後，拿起扁擔，亢奮地走開。單薄的背影消融在暗黃的暮色裏，旁邊，黑蝙蝠掠過，有如總是預兆不祥的“政治”。
1973年8月間，學校還在放暑假。一天午後，傾盆大雨正下著，村頭灰蒙蒙的。他穿著笨重的蓑衣進我家門，帶來的雨水濕了半個臥室的介磚地板。他神情悲壯，決絕，教我想起“背水一戰”的成語。我請他坐下。他把好幾層塑料紙拆開，露出幾張標語紙。“看看，這回出手能不能成事。”是一封信，收信人是縣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張某。再看題目：農村資本主義複辟觸目驚心。我在滔滔雨聲裏飛快地瀏覽這封精心構思的告狀信。他不安地轉動著手裏的茶缸，等候我的評語。我哧哧笑起來，拍一下他昨天被130斤的柴草壓腫的肩膀，說：“劉鐵生，想一鳴驚人嗎？”我改掉他的名字，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一年的風雲人物，非遼寧的“白卷英雄”張鐵生莫屬，這位插隊知青，被公社推選去考大學，他隻答了三道小題，卻在試卷中寫一封給領導的信，為交白卷辯護。江青將他樹立為“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典型，張鐵生平步青雲，不但進了大學，還馬上當了官。眼前這位走投無路的窮光蛋，從有關張鐵生的係列報道和評論獲得靈感，想撰寫一封“有水平”的信，希望獲得出身於“大批判寫作組”的縣管委會張主任的重視。隻要張主任向公社的頭頭打個招呼，他就能以“反潮流”的青年鬥士的角色，受到提攜，不說坐直升飛機到地區級、省級機關，被抽調到路線教育工作隊去，鍛煉兩年，以後即使沒出掌縣委某部門的福氣，也跳得出農門，吃上國家糧。他殫精竭慮地追求的“自由”，內容和“三兩三蒸米酒”類似，實惠得很，那就是：非農業人口加上有固定工資的工作。我為了對得起他冒雨登門的誠意，認真地讀了兩遍，信確實比以往寫的“學毛著體會”充實得多，造反的火藥味濃濃的，連平日待他不薄、把他委任為總輔導員的大隊黨支書也成了靶子，被揭發為“鼓勵南巫先生（即巫師）為××村去世老人做法事，進門喝酒”，還有，××村算命先生盲公常的家門口每到墟期必擠滿顧客，還有××生產隊為了風水改掉文化室的門口，最後嚴肅指出，無產階級文化一定要占領農村陣地，雲雲。我長長地歎口氣，說：“沒意見，就這樣吧！”“連文句的毛病也不必改嗎？”他不信任自己的文字功底。我肯定地說：“你下足工夫了，基本功沒說的。”“還用說，兩天兩夜沒睡，下死勁磨，稿子抄了五遍。”他得意地說，揉揉布滿紅絲的眼睛。“就這樣寄出去？”“隨你。”我竭力忍住惡心，卻很快原諒了這種肮髒的鑽營。極度貧困所激發的求生意誌，帶著不擇手段的冷血和超乎常人的狡猾。張鐵生這個新出爐的典型人物，提供給“有誌氣的青年”的，類似於溺水者能抓到的唯一的救生圈。達權獲得我這“老師”的認可後，大大鬆了一口氣，起身告辭。我送他出門。門外，雨勢依舊，屋簷的水化成瀑布，在他臃腫的簑衣上爆開帶煙氣的粉末。他伸手進領口，摸摸被塑料紙包裹著的信紙，放心了。我帶著戲謔的口吻說：“送你兩句詩，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似懂非懂，說：“這一首中聽些：‘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我說，裴可斐這首詩，大有問題，生命和愛情都拋棄掉，自由落實在哪裏？自由是生命的翅膀，是愛情的雨露。達權苦笑說，我的自由可低級，你別笑——鍋裏有飯，錢包有銀紙，老娘的眼病能治，漏雨的屋頂能換，不用打光棍。“三兩三蒸米酒算不算自由？”我記起他的名言。他說，怎麼不算？醉了就能狂想，那才叫徹底的自由！說罷，他轉身，進入雨簾裏。我凝視著他龐大的背影，在交錯的雨線裏消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