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的秋天，達權時來運轉，被調到縣裏的“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簡稱“路教”）工作隊去，這意味他進入幹部的後備軍，一兩年後，若被領導看中就當官去，次一等的進國營企業吃皇糧，有了城市戶口，從此告別倒了八輩子黴的窮村莊。他一口咬定是那封“無論從聯係實際的角度還是從思想的高度看都出類拔萃”的告狀信，使張主任眼睛一亮，進而指名要調他。後來我打聽到，張主任沒工夫看這類群眾來信，掛號信轉到信訪辦，辦事員看完，覺得這類事件農村層出不窮，誰也管不了，沒回複的價值，便塞進舊檔案去。他有這出頭之日，全靠大隊黨支書，也幸虧黨支書不知道告狀信上有他的罪狀，無非看達權那幾乎瞎眼的寡母分上，在推薦名單上把達權列為第一。
這以後，達權遠走高飛，聽說“路教”之後，在沿海一個公社當了秘書，他一直充滿信心的“筆頭”總算排上用場。我作為下鄉知青，也被招工進城，在小衙門當最低等的小文書，直到出國。
在異國一個雜貨店的肉檔後麵，達權成為一個背影，被我每天一早盯上一兩分鍾，距離他在雨天進我家門來，足足36年。我窮極無聊，並不急於揭開謎底，反而趁這一機緣，回溯往昔，探討鄉村一個半拉子讀書人的命運。循著達權的人生軌跡想下去，免不了觸及當時常常拿來開玩笑的名詞：自由。彼時的中國，我們的自由被剝奪個精光，說話的自由和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後來，達權所界定的“自由”，他自己一步步地擁有了。然而，“自由”的含義也逐漸擴展，正應了鄉下人譏笑貪得無厭者的口頭禪：“上得床來又要被。”棉被有了，要絲綢被，要鴨絨被，太空被，電熱毯，不需被子的空調房，室外風景，用人，長生不老……每一步都理所當然。自由啊，何處是止境？
在我看背影看了一個月之後，達權來了電話，客套之外，也說到如今的處境。他說他夫妻是嫁到舊金山的女兒申請來的，綠卡到手了，住處有了，是唐人街廉價客棧裏的單房，論居住條件，幾乎給打回舊日和老娘住的鄉村老屋。工作沒著落，來雜貨店的肉檔當下手，不算正式工作，老板出不起每小時8塊9毛的法定最低工資，隻能每月付現款500美元，每天幹9個小時，時薪不到3塊，“總比坐吃山空好”，對提供最低級飯碗的同鄉付出最大的感激。他不願多談自己，卻大談在老家因超過21歲不能一起移民的長子，“在律師事務所當律師，接得都是經濟大案，動不動上百萬，這小子，西裝是香港西環的洋服店度身定做的……”
“達權啊，說說對‘自由’的看法吧，你從前，崇拜也好，嘲笑也好，常常用上這個字眼呢！”
“有這回事？上60以後，老忘事。”
“你不能不承認，你現在擁有的自由，是這輩子中最多的。”我啟發他，他沒回答。
待到我下決心和他見麵，具體談談“自由”之時，他行將搭機回國，正在收拾行李。“回去放放風，以後來再和你上茶樓。才來幾個月，洋葷嚐夠了，苦，累，膩……”他在電話裏興衝衝地說，語氣自是迫不及待。最後，我向他求證：在“隆慶”，老是向著牆壁幹活的切肉師傅是不是你？我每天等著看臉，一直沒等到。他不好意思地說：“不是我是誰？唐人街的餐館請洗碗的，接公所介紹我去見工，老板看我一眼，就要我回去等電話，申請表也沒讓填，又老又瘦小，他怕我沒力氣把碗碟捧上架。這份工得來不容易，老板看我老婆是他媽媽的堂妹，才這麼照顧的，哪敢偷懶嗎？連轉身也不敢，埋頭切肉，手不停，一直到吃飯或者老板吩咐去幹點別的。”語氣卻沒有怨懟，隻有僥幸。
我擱下電話，打開紀伯倫的《先知》，一段話自動躍進眼簾：
“事實上你們所說的自由是這些鐵鏈中最粗的一條，雖然它的鏈環在日光下燦爛發光而眩惑了你們的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