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樓如此，田野亦然。村裏的同齡人阿資坐在榕樹頭，半帶憂慮半帶自嘲地告訴我，建這條公路，村前最肥沃的稻田被征去42畝，一畝賠償27萬元，這1000來萬現金，按人頭分，每人也就3千多。“我們村人多，每人所得的遠遠落在別村後麵。有的村人早就遷到城裏去了，聽說有錢分，又遷回來。不合理嘛！看到吧？農民就這樣短視，其實，田才是命根子，沒了就沒了，將來子孫吃西北風吧！”我還想起一位老縣委書記和現任市長的對話：“現在全市有多少耕地？”“滿打滿算，62萬畝。”“你可知道，1965年我當第一把手那陣子，是120萬畝。”
我所麵對的田峒遭到“腰斬”，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30多年前在學大寨運動中挖掘的排洪河，闊約五米，綿延幾公裏。它和公路平行，也是從良田之間切割，功用是把山區的洪澇以最快的速度淹沒濱海地區的稻田和村舍。兩次傷害，使平疇處處顏色駁雜，線條突兀。
我的視線被逼退到狹小的範圍，對麵的山坡，土名“江嘴”，意為“大江的嘴唇”，當然是誇大，這裏並沒有可和稻浪比肩的浩瀚江河，隻有一條闊約三米的小湧。坡上的老竹林居然沒被毀掉，扶疏的影子綽約在白磚牆前，那是一家製造產品銘牌的小電鍍廠。我身邊的碉樓及成片村舍，左側的新公路和對麵的江嘴，成了圍困稻田的三角形。遠處，幾塊藍的灰的布片拴在竹竿上，在稻穗的上方疲塌地晃蕩，這就是嚇鳥雀的稻草人。然而，周遭並沒有一隻鳥，連麻雀也見不到，別說躲在田角吃穀子的、渾身圓滾滾的文雞和斑鳩。沒有聒耳的鳥聲，怪不得身後老屋裏的人語和洗碗碟的聲響格外響亮。我俯身，以和稻海平麵等高的視角望開去，低垂的穀穗上，遠遠近近都有高出一頭的植物在招搖，那是農民必欲拔之而後快的稗草，細瘦，筆直，高高在上，儼然領軍者。不過，稗也不是一無是處，處處見到餓出水腫病來的小百姓的1959年，我上小學五年級，吃過同班好友的媽媽，用稗草的果實做的糍粑，韌勁十足，很能飽肚。
風不緊不慢地吹，稻海平展展的。一位鄉親開著摩托車進村，車兩旁綁著大木桶。我出於好奇，過去看，桶裏頭有水，水裏有兩條在歇息的鱅魚。“賣剩的。”他的冷淡讓我吃驚。他把魚抓起，放進泡在池塘裏的魚籠子。魚的鱗片閃著光，公路上駛過的公共汽車，頂部也閃著光。唯獨稻田維持著本色的、黃與綠的交錯。
我對著稻田，兀自笑起來。我何曾為了稻海的縮小而痛惜？我豈會因稻海的廣闊而謳歌那個並沒有給辛勞的農民帶來起碼溫飽的年代？今昔之感，滄桑之慨，來自原始意義的自然崇拜。我要從陶淵明的“晨興理荒穢，戴月菏鋤歸”的底線，去尋覓人生的意義。人生無常，唯稻浪永在，它是時間的同義語。它自成體係，榮枯有序，我在這裏，不在這裏，它都一樣地翻卷秋風。這，就是大化底層的密碼，人間根本的憑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