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想請文學大師寫序，因為無論請多大的文學大師為自己吹捧，也不可能提升作品的內在價值，無非拉大旗作虎皮而已，時髦的話叫做炒作。何況，在文化過度市場化的中國當代，請文學大師寫序是需要付出不菲代價的，而且不少所謂文學大師，收了報酬，往往毫不負責，絕無良心，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表述的言辭不是自說自話，自吹自擂，也常常與要序的作品風馬牛不相及，令讀者不知所雲，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還是自己寫幾句俗語，雖然沒有權威風範，沒有理論背景，但起碼是個人的真情實感，是自我的認知水準，無需站在大師的肩膀上拔高自己，以免大師倒了，我也被摔得頭破血流，無地自容。另外，說句實話，也許我眼拙，以近60年來的文學現狀，還真沒看出中國文學界裏哪位像是大師，大忽悠倒是不少。
從最早公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經38年，粗算下來應該在千萬字以上，盡管絕大多數篇目都不足掛齒，甚至羞於啟齒，但終究鋪陳了一條或深或淺的人生軌跡，刻劃了一線時輕時重的心路曆程。其實，從中還可以窺測到時代的烙印，留下些許曆史的密碼。總之，是自己栽的花，自己種的草，好看不好看單說，自己斂起來，起碼可以當柴燒，給需要的人暖暖身子，照照夜路。
我必須坦承地告之，文學寫作於我最初是人生的無奈，後來是人生的支撐，現在則是人生的寄托。
到雲南上山下鄉插隊當知識青年的歲月裏，初始的激情和振奮很快消解，隨之而來的是無望、蒼涼、憤懣、惆悵，不甘心一輩子當一個農民的心態充斥著我的每一天，而沒有當時權貴的親朋，沒有卑微乞求的天性，沒有出賣良心的膽量，也就沒有跳出苦難的捷徑，隻好用文學寫作來試探一條改變命運的路途。不知是不是有一小點天賦，經過不算太刻苦的努力，1973年在重慶日報發表了第一首詩歌，1974年在上海《朝霞》月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而且確實也因此不用再幹體力活，坐進場部辦公室負責寫先進材料及大批評文章了。
1975年回到了故鄉北京，雖然進了大型企業，可依然還是在基建隊當苦力，盡管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老大哥，而我更願意勞心，所以文學寫作始終沒有放棄，並最終憑著幾篇小說進入了北京電影學院編劇班，後來還有幸進入武漢大學首屆作家班。1983年在上海《收獲》雜誌發表長篇小說《世界》，小有轟動，算是被文壇認可，由我編劇的中國首部知青電影《我們的田野》和田壯壯首次獨立執導的電影《九月》同年上映，隨即被中國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文學寫作至此成為了我立足社會的資本。
人近中年來到海南，蔑視經商，也無任何經商能力，尚未有終日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境界，因而文學寫作還得繼續，終究靠微薄的工資很難生存，需要稿費補貼；終究文學寫作不僅僅是我的追求，已經是我生活的常態了。渾渾噩噩，也可以叫平平淡淡地渡過了中年，知天命後，感覺到以我喜歡講真話的性格麵對文學環境充滿困惑，幾近絕望，但文學寫作已無法與我分割，每天不在電腦敲上幾行，好像今天就白活了，因而，恐怕隻要我能夠坐起來，隻要我沒有老年癡呆，文學寫作就不會中止，用以表達殘存的良知。
出文集是幾乎所有作家都夢寐以求的，我是凡人，也不例外，出套文集，自我證明，同時，也想借此傳遞給親朋好友及還關注我的讀者一個準確信息，今後，我不再以公開發表為目的進行大部分文學作品的寫作，為的是徹底背離中國文學的急功近利，在寂寞中把人生經曆的精華篩選過濾出來。
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幾本已經出版的重要作品不能入選此文集，比如《土命》（另名《滄桑》），比如《海南大亨》，比如《世界》，比如《中國知青秘聞錄》，不知以後是否還有機會配齊，當然，對此我是樂觀的。
在這裏，要特別感謝南海出版公司的霍總寶珍大姐及張副總愛國老弟，他們對我始終如一、不求回報地支持著，使我在酷熱的海南島感受到春風的愜意，因為，我已經出版的40餘部文學作品中，有7部出自於他們之手，我能夠出版一套文集，同樣是他們的熱忱及關愛。
文學寫作於我再不是功利，而是心靈中的一塊自留地，可以漫不經心，也可以深耕細作，生機勃勃或凋零荒蕪，都足以精準地點綴我的精神家園。
想起了20年前的一首詩，忘記了是在一種什麼狀態下鄒出來的了，不過，它卻是我文學寫作的心境和脈絡，是以附在自序中。
走過真實的淒楚
便用虛偽麻醉肉體
並欺騙兒子
和兒子的兒子
因為父親同樣告訴我
曆史是美麗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