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又過了十來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裏用死蒼蠅引螞蟻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對我說：“徐科長來看你了。”我一下沒有聽清，也沒意識到這徐科長是何許人，隻是仍然盯著院子裏的磚地，繼續玩著我的老玩藝兒。這時從小牆門的門外轉進來一個穿長衫的人，幹幹淨淨，大約是個官吧。他看見我沒有站起來，也沒理他，便自個兒走進廳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看守走到我麵前再次說：“徐科長看你來了。”他把徐科長三個字說得很重，但我還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個國民黨的小小科長有什麼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個多麼大的官，既然出麵來找我，我還是應該理理他的。我便站起來走到八仙桌邊，在他對麵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了。他還是像過去那些官員一樣問我道：“生活怎麼樣？”我還是那麼答：“現在是吃官司，說不上什麼了！”到底是科長，他倒很會說，他道：“不要這樣想嘛。我們這邊也有你的朋友。彭學沛你還記得嗎？他就很關心你。”我說：“胡也頻曾在他辦的報紙編過短時期的副刊，他們說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頭解釋：“有些人聽說你到南京來了，以為我們釣到了一條大魚，實際不然。就說你吧，你不過寫幾篇文章，暴露一點社會上的黑暗，這算什麼呢？充其量我們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這指的是《北鬥》雜誌。他又放慢聲調說道：“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產黨員，汪盛荻就說過他一切都向國民黨講了，還對我說過：“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是賴不掉的。”這位科長現在反而把我開脫出來，這是耍的什麼花招？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裝著無所動心的樣子，不說話。他接著說：“你又不知道別的黨員的住處，也不會幫助我們抓人，你對我們毫無用處。你也明白，我們並不是特別去抓你的，我們隻是想去破壞共產黨的機關，偶然碰著你的。隻是，既然來了，卻很難放。我們不怕有人說我們野蠻、殘暴、綁票等等。什麼蔡元培，宋慶齡，什麼民權保障同盟，什麼作家們，我們也都不在乎。我們隻怕引起外國人的抗議，我們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這事已經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議，說我們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我們不願引起更多的麻煩，隻得咬定不承認。現在的事態就是這樣。”他一口氣說了這樣多，停住了，眼睛看著我，在觀察我。我懂得了，這是比過去來過的所有人都要厲害得多的一個人，可能是我一生中還從未遇到過的對手，是一隻笑麵虎，是真正的敵人。我隻死死地想著：“既然我什麼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麵虎又能怎樣呢？”笑麵虎又微微帶笑地說：“不放你是怕記者問你，你是怎麼來南京的，那就讓外國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應不見記者，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躲開他們，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說：“彭學沛可以資助你出洋，他願意送你六萬元錢，供你出國……”他又停頓一下來，看著我。我不會為之所動，我清楚地答複他：“我不能拿彭學沛的錢，我們並非朋友，我們沒有絲毫關係。你說什麼出國，這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的，現在我也不願出國。這就不必再談了。”
對我的回答，笑麵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氣，隻靜靜地望著我。我當然不會收彭學沛的錢，也可以說是不會收他們的錢！他仍隻靜靜地觀察我。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道：“我剛才說過，我們把你弄到南京來，實在是一個‘誤會’。我們並沒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對我們沒有用處，而且引起了一些社會輿論。據說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訴。自然這不會有結果的。”
這倒是一個晴天霹靂。我母親已到上海並向法院起訴，多好啊！這說明有人、有黨在我母親的身後。好媽媽！你起訴吧，向國民黨要人，揭發他們！
笑麵虎又非常關切地說：“怎麼能讓令堂寬心才好，你不是在這裏平平安安地生活著嗎？要不，你在報上登一個啟事，說明你平安無事，隻這一點就行。也許令堂正以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這會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個簡短的啟事較好？”我答道：“我在這裏，怎能向她保證平安無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裏想：我不會上當的。母親也是一個堅強的人，任何艱險不幸，她經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這就更好，她的周圍有比我更強有力的人們。她不孤獨。
笑麵虎又拐彎說：“你不肯登啟事，就寫封信給她也行，再寄點錢去，讓老人家放心。過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錢給她呢？我們可以替你寄去；作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錢，不需要我寄。”
母親嗬，她哪有什麼錢嗬！她正等我寄錢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過半百的母親已經熬過胡也頻慘死的打擊，這兩年母親給我來信，從不提胡也頻。我猜想她完全明白胡也頻的慘死。隻是我們都不提。現在母親又要承受我的災難，為我擔憂。她還能有多大力量？她還要撫育著麟兒，這個失去了父親，又將失去母親的孤兒！媽媽嗬！請你原諒女兒吧，媽媽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兒的。我寧讓你們挨餓，也不能為你們的苟延殘喘而接收這些狐群狗黨的腥臭錢！
笑麵虎不再笑了。也許有點不耐煩了，我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後來他耐著性子又說道：“我想你可以寫封信給她老人家，不管你說些什麼，我們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寫幾個字給什麼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們通信的。”
我多麼想給朋友們寫信呀，想給葉聖陶，想給蔡元培寫信，但是我自然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停了一會，我說我可以寫一封信給沈從文。他滿口答應，還問我有什麼別的要求。我說給我報紙書籍看，他答應了。馮達趁機會說要找醫生，說我的腰腿都因為屋子潮濕痛得厲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門答應。他對屋子環顧了一下，大約認為沒有什麼再說的了，便站起身，裝出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與我告辭。自然不會握手，也沒有點頭，但也不便一下變臉，擺出法官的架子，因此顯得有點尷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頭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邊的幾個看守趕忙走進來，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臉朝裏望著，沒有站起來，也不在意那幾個看守對我不滿的顏色，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人太不識相了。原來這個所謂徐科長便是那個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七 謠言殺人
國民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很快顯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表麵上他似乎表示對我這個案件稍稍放鬆，不那麼緊張，不過也不難看出這無非是兵家常說的欲擒故縱。他離開我的時候是悄無聲息的，但他走後，囚房卻熱鬧起來了。幾個看守忙著打掃房間，把他們的床撤到小牆門外去了。三頓飯也都在外邊那間廳裏吃。滿桌是菜，雞、鴨、魚、肉。陪我吃飯的那群牢頭禁子都喜笑顏開。第二天，買來了蚊帳、枕巾、被單等等。第三天來了個醫生，給了些阿司匹林。第四天拿來很多舊小說；還讓我開單子，說買什麼書都可以。一個看守悄悄對我說，“原來他們告訴我們說你能‘飛簷走壁’咧！”
這時，我寫了一封信，是給沈從文的。在信裏，拜托他在我死後請他看在也頻的麵上，照顧我的母親和也頻的孩子。這封信隻是為了表明，我對國民黨從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將視死如歸。為什麼我寫給沈從文呢？因為那時在我認識的故人中，隻有他給人的印象是屬於胡適、陳西瀅、徐誌摩等一個派係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隻有他不會因為我給他寫信而受到連累。我更希望，也隻需要從他那裏透露出一點信息：讓朋友們和同誌們知道，我現在南京，我準備作最後的犧牲。自然，徐恩曾也要從我信的內容來了解我的內心思想，他怎麼會把這封信真發出去呢。全國解放後，見到沈從文，他壓根兒沒有提到這封信，隻說當時他無從打聽我的消息。
此後一個時期，他們沒有來打擾，表麵上我是安靜在這裏“閑住”，實際上他們卻變著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製造新的恐怖。
我開了一張我需要的書單，有舊的古典小說，也有新的雜誌，都買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經過他們嚴格選擇的。報紙也是這樣，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連可以供我捉摸的新聞都沒有，可是，過了一陣，我看到夾在幾本雜誌中的一本《社會新聞》。這是國民黨辦的刊物，中間有一篇很長的文章，是談我的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從文章看，自然又是一個叛徒。他說他是常德人，認識我母親，知道我的家庭，他對我肆意造謠誣蔑，把我寫得很不堪。看到這種肮髒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燒，恨不能把這個什麼丁默村痛打一頓。但這時，我能找誰算賬呢？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後，又在一張包書用的報紙上讀到一篇完全是造謠、寫得很長、很詳細的關於我的新聞。這份報紙我記得清清楚楚是《商報》。《商報》與我有什麼關係！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這樣作的。此文造謠說我被捕後不單是自首了，而且與來捕我的叛徒、特務馬紹武同居；後來馬紹武受到共產黨的製裁，死於上海三馬路他的相好的一個妓女門外，說這一暗殺案件也同我有關。還說我現在又怎樣怎樣，把我形容成一個無恥的、下賤的女人。國民黨用大刀機關槍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愛國誌土和革命青年，現在他們又要用卑劣惡毒的謠言從精神上來殺害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婦女，一個在社會上有聲譽的革命女作家，這些惡毒卑劣的鬼把戲顯然是有人幕後操縱製造的。這時那幾個看守更加掀風鼓浪，把馬紹武被殺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還經常講一點其他的暗殺故事。原來這夥人都是雙手鮮血淋淋的殺人犯，他們是以殺人為職業的劊子手。他們有意把我住處的空氣弄得陰森恐怖，充滿陰謀和殺機。
我成天擺著一副麻木的毫無感覺的樣子，好像是一無所知，無所用心，無動於衷。我極力壓製自己，勉強寫字、看書、玩撲克。一到夜晚，隻剩下我同馮達的時候，我就罵他，用最刻薄的語言，希望激怒他。但馮達隻是賭咒、自己罵自己，他承認犯了罪，連累了別人，是一個不可饒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認他自首。他分辯自己沒有一點點要自首的念頭。他恨自己太愚蠢，輕信了敵人的謊言。他去看那兩個記者的時候，被敵人扭住了，盤問了，他竭力分辯，也無法脫身。他們說你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你總有妻室，總有家，總要到你的家看看，證明你不是共產黨，與共產黨也沒有關係，就沒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盤算已經超過了我們約定的歸家時間。我一定早已離家走避，而且家裏任何可疑的東西都沒有，不會出事，所以說了住家的地址。他實在沒有想到我尚未出走，還在家裏。而且連潘梓年也等在我們家裏。他痛恨他在無知中犯了罪，並且說無論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賭咒說他沒講出其他任何同誌的地址。他訴說他現在活著的意義隻是為了向我表白，幫助我能脫離這險惡的囚寧，讓我能回到黨內去。
我是不原諒他的，但那時我認為他講的是真話。在我看得見的地方，他的確沒有供出別的同誌的住址，也沒有寫自首書。我想，隻要他不是存心為敵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別的同誌，假如他真能給我一星半點幫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而且敵人明明知道我們的關係，在那種環境裏，雖然我曾幾次提出要和他分居，但那些掌握我的生命的人，隻是置之不理，我無法和他分開。我同馮達有時還要爭吵，但無法做到完全決裂。
八 越牆逃跑吧
我這時為國民黨的卑鄙謠言所激怒。謠言容易為人輕信；特別是對於一個婦女，社會上有些人喜歡這種謠言，輕信它，傳播它，而且加油加醬，利用它，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慢慢謠言竟會成為社會輿論，成為人所共知的莫須有的“事實”。謠言製造者心滿意足地用這種謠言來欣賞你，審視你，猜度你，算計你，給你定罪判刑。那時我實在閱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設想，更難做到忍辱負重。我以為這些謠言將毀掉我的一生。在毀我清白之後，國民黨即使能還我自由，我也無法洗清匪徒們潑在我身上的汙水。我千思萬緒，徹夜難眠，我決定走，要設法逃走。我知道我是走不脫的，但隻要能走出這個大門，到了街上，那裏是光天化日，即使被匪徒們打死，我這個下落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蹤了的人，總是可以公開了。世人將得到我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於天下。我仔細考慮，我的前途，終是一死。當初也頻和許多同誌關在龍華，在雪夜中被機槍殺害；今天，我自然也難免這同樣的命運。在這陰森恐怖的大廳裏，什麼事不能發生呢？這群陰謀家、劊子手，這群嗜血成性的惡魔，難道會輕易放棄扼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的樂趣嗎！與其慘死在這間屋裏，倒不如鋌而走險，拚死逃出去。即使沒有一線生機，但有可能真相大白，稍稍揭穿那些無恥的彌天大謊。於是我計謀著，觀察著，揣度著。小牆門整天都是緊關著的，沒有人進出就不打開。每日三頓當我走出小牆門去吃飯時，總是圍滿一桌子的人，眾日睽睽。有時我有心對其他地方、對廚房、對往正廳去的方向多望一會兒，都可能引起這夥鷹犬的注意。最後我想，我隻能走那個看守我的人說過的“飛簷走壁”的一條路了。
這廳子臨院子的那麵沒有窗戶，有六扇隔柵門。其中的兩扇門在我未來時就摘下來了。大概因為那時天氣已經很熱，看守也住在屋子裏，空氣夠悶的，要把門打開；為了省事，索性把門摘下來了。後來看守搬出屋外，天氣仍很熱，門就沒有再安上去。而且這兩扇門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飛，怕熱，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裏兩邊都有牆。正麵通前廳的牆，就是有月亮門的那堵牆較矮；正廳裏還住得有一群特務。院裏的牆卻高過屋脊；牆那邊，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較闊氣的房屋建築大都是這樣的。看來，“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從房上翻到臨街的牆上，我以為是可能的。臨街的牆通常與正麵屋簷差不多高，約一丈的樣子。隻要爬上牆頭就可以跳下去。或者還可以把隔柵門移到那邊，權當梯階，爬下去。自然這都有危險，但或者可以走出這間牢房。應該不計生死成敗，豁出去試試。我把這想法告訴了馮達。他不是一再許願要幫助我逃走嗎？而且我假如要走。連他也瞞住是不可能的。馮達以為不容易，但同意試試，並且決定要與我一同逃走。
一天夜晚，半夜，萬籟俱寂。小牆門外邊傳來陣陣鼾聲。我和馮達輕輕把茶幾搬到院子裏。把那隔柵門抬在茶幾上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柵門靠到屋簷邊。我說不出的歡喜，先爬上茶幾，然後一步步跨上隔柵門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哢哢地發山微微響聲。現在我站得高高地，壓不住心裏為能離開這牢房所激起的跳動。我以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誰知屋簷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層洋鐵皮，很寬。隔柵門上邊的橫木靠近水槽，但我隻能站在門格子上，離水槽還有一截，要越過水槽，爬上房去，還是夠不著。鐵皮水槽搖搖晃晃，叮叮哐哐，看來它承不住我，我守在這裏，上不能上，下不願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來摔死痛快。在茶幾邊扶著隔柵門的馮達，輕輕地連聲問道：“怎麼了？怎麼了？要不，你下來，讓我上去。”我無奈隻得一步一步爬下來，把情況告訴他。正當他準備爬上去的時候，小牆門外傳來咳嗽的聲音，而且原來從兩扇門縫中透過來的亮光一下沒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窺伺？我們怕被人發現，趕緊把隔柵門抬下來，把茶幾搬開，急速離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視著小門。隔了一會，從門縫裏又透出燈光，幸好他們沒有開門進來。這時我已筋疲力盡，隻得幫馮達把隔柵門輕輕抬回原處。以後，我們並不死心，接連再試了兩次。但馮達也無法越過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計劃不能實現了，我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