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當天下午，副總探長韋貝爾在雅克·都德維爾和另一名警探的陪同下來到了慘案發生的現場。他先是看了下公寓，搜查了死者的衣物，發現錢包裏還有為數可觀的錢，可見凶手不是為了偷東西而來。另外，萊奧尼·拉魯波的證詞也證實了這一點：什麼東西也沒有動過。
警長已經拿到了屍體解剖報告，因為他向來辦事利索，知道應該盡可能地快速。法醫在死者的肺部發現有水，這就說明多夏安是活著的時候被人放進浴缸的。凶手想要淹死他，這是顯而易見的了。從此，強加在副總探長腦海裏的假設不存在了。他仔細地、長時間地審視著紙船的殘留部分，當時警長為了晾幹它，把它鋪在了壁爐的大理石上。他模糊中也認出是：你們全部都得走。任何一種其它的解釋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是可憐的多夏安收到的這封信，那他為什麼也是沉默不語呢？……凶手又是怎麼進來的呢？他是否有鑰匙？還是他根本就沒有按門鈴？
“我是這樣認為的。”韋貝爾說，“有人按鈴。”多夏安穿上晨衣，跑去開門。他看到站在門口的人是他熟識的人，就讓他進了門。他走在前麵，沒有絲毫的懷疑，結果後麵挨了一下，便昏過去了。
“誰呢？”所長問道。
誰？韋貝爾當然不敢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長時間以來堅持的理論就要宣告失敗了。不是羅賓，肯定的。不是羅賓！當他第一次來勒芒看他時，完全可以把他幹掉。既然他已經知道被識破了，為什麼他會冒險再來這裏呢？
“好啦”，他說，“我們已經有辦法測定凶殺發生的確切時間了。當家庭女傭發現屍體時，小船正要沉下去。是這樣的吧？”
“是的。”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也讓一隻同樣的小船漂在水上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它要吃多長時間的水才會沉下去。”
“正是。”警長說，“我就沒想到這一點。”
韋貝爾馬上著手找一張與殺人凶手使用過的紙完全一樣的紙。他在一隻抽屜裏找到了一本通訊錄，裏麵正是他要找的紙。他馬上做了一隻小船，並且讓小船漂到水上了。
“現在隻有等了。”他一邊說著，一邊掏出表來看了看。
韋貝爾呆呆地看著小紙船一點點地傾倒了，然後前部先入水，後來側著倒下去，最後消失了。
“‘蒂塔尼克’號。”他低聲說道。
馬蒂亞斯·多夏安的話又回響在他的記憶中，在捉到“跛腳人”之後，馬蒂亞斯忠實地把對假警探說的話又向他複述了一遍，可是當時韋貝爾對這敘述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他確信他已經抓住了凶手。現在，他回憶起那場可怕的沉船事故，在這次事故中拉斐爾的妻子和女兒都遇難了。他現在努力回憶著，當他抓捕被認定的殺人凶手時在拉斐爾房裏看到的奇特的圖畫，事實的真相在他的頭腦中完全清楚了。
沉船持續了十八分鍾，那麼凶殺案發生在九點半前不久。他轉身對警長說：
“您知道有從巴黎開來的火車九點左右到達這裏嗎？”
“有的，有一班直達車差五分九點到。”
“它在夏特爾停嗎？”
“當然停啦。”
“把萊奧尼給我叫來。”
萊奧尼來了，她正在用一條揉成一團的手絹擦著眼睛和鼻子。
“好啦，您不要太激動了。我隻問您兩個問題，多夏安先生是否有時接待他的哥哥拉斐爾呢？”
“是的，但不經常。通常都是他哥哥去看他，因為，據我所知，拉斐爾先生……似乎有點怪，好像不是每時每刻都清醒。”
“當他要來的時候，是否都預先通知一下呢？”
“從來沒有。有一次，他是吃中飯的時候來的，我還給他攤了雞蛋，然後我離開了。您想這多麼愜意啊！”
“我想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了。”韋貝爾在萊奧尼走開之後說道。
“按您的意思，”警長詢問道，“可能是拉斐爾……”
“我擔心這樣，我去您辦公室給瘋人院打個電話去。”
他們一同來到了警務所，副總探長正在那裏打電話。
“拉斐爾·多夏安”，瘋人院的院長解釋著，“不能說是一名職員，而應該算是一名不計報酬的助手。我們把他留下來是因為我們很喜歡他，他跟我們相處習慣了，並且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的小服務。”
“他是否也要強製地遵守您院裏的紀律呢？”
“不。一般情況下，他跟全體人員一同在飯堂裏用餐，但是他行動自由，有單獨的房間……”
“總之，他是不受監視的。”
“絕對不受。”
“您知道今天上午有人見到過他嗎？”
“請您稍等一會兒，我問一下總管。”
“您看到了吧，”韋貝爾小聲地對所長說。“他完全有充裕的時間殺死他弟弟，然後返回去。”
“那他會乘十點二十分的小公共汽車走。”
“肯定的，他熟悉他弟弟的生活習慣，他知道萊奧尼幾點鍾會來……喂！”
“我已經了解到了。”院長說道，“整個上午都沒有人見到他，但是他中午在跟其他人吃飯。”
“在幾點鍾？”
“在十二點半，他是否幹了什麼壞事？”
“我很快會來告訴您的，我現在在勒芒。請等著我，再次表示感謝，院長先生。”
當報紙上刊登出拉斐爾·多夏安剛剛被抓起來的消息後，人們的情緒非常激奮。他的私生活將會被無恥地揭露出來。裝飾他房間的那些照片被複製出來，登在了第一版上。人們顯然把這件事記掛在心裏了，他們在欣賞別人成為災難的犧牲品，以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
很快地，民眾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拉斐爾·多夏安真的是凶手嗎？不是說凶手是“跛腳人”嗎？警方好像已經不打算再去追尋他的蹤跡啦？
我們充滿活力的律師儒爾迪厄大人，開始坐立不安了。他在替拉斐爾說話，他不得不承認，他的當事人無法提供人們歸罪於他的，三次慘案發生時不在現場的證明。
瘋人院的人提供的證詞是相互矛盾的。一些人說，多夏安中校在火車上被殺的那一天，拉斐爾不在那裏；而另一些人則說拉斐爾沒有外出。但是沒有人敢證實這一點……在他的屋裏，人們找不到手槍，也找不到刀子。“可憐的人怎樣可能弄到手槍呢？”那些認為他清白的人這樣問道。對這一點，另外一些人馬上說道，瘋人院在戰時就是做醫院使用的。難道那些傷員沒有從前線帶來繳獲的盔甲武器、鋼盔、子彈夾、鋒利的刀和手槍嗎？……而拉斐爾一天到晚到處搜索，難道他就沒有可能收起一些武器，準備日後用來複仇嗎？
然後律師又提出了另外一個證據：他甚至還攻擊過羅賓。蒙代伊娶了貝阿特裏斯很長時間以後，他們表兄弟之間發生了不和，他對拉斐爾來說隻是個外人而已。那麼為什麼拉斐爾也會對他來那麼一下呢？……“神經錯亂！”最激動的人反駁著。儒爾迪厄大人反駁道：“拉斐爾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麼瘋。確實最好不要跟他談論‘蒂塔尼克’號，這還會使他的神經質在沮喪和呆滯狀態之後發作。但是他完全能進行交談而且能意誌清楚地進行討論。”
這些火熱的討論將預示著專家們的一場精彩論戰。在這個時候，預審法官在進行著他的辛勤勞動：審訊，找新的證人，尤其是勒芒和夏特爾車站的那些雇員們。盡管材料一天天地充實起來，但是真相卻始終深藏著未被發現。
很快地，拉斐爾被帶到了蒙代伊的麵前，蒙代伊卻始終是支吾搪塞。不，他什麼也無法證實。他覺得襲擊他的人比拉斐爾更加強壯，可是，在可怕的瘋狂發作時，一個瘋子會爆發出非同尋常的力量的，這是人所共知的。總之，就像是《費加羅報》的一名記者所指出的，案件已經進入了死點。一次企圖殺人；兩次凶殺；被人們當作嫌疑犯的羅賓的逃跑；三隻小紙船；一個從“蒂塔尼克”號脫險的人……而所有這一切，都沒有一個權威性的證明！難道司法總是癱瘓的嗎？難道就不可能找到一個頭腦清晰的人——是警官或者是法官都不要緊——從這些雜亂無章的情況中理出一點頭緒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