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遠達不太信這些，他隻是覺得三棵樹酒店環境非常好。背山臨水，視野十分開闊，而山上樹木隨四季變化，色彩繽紛，煞是喜人。
鬱遠達不太喜歡自己所處的這座城市，這個城市幾乎是一座霧都，空中總是灰蒙蒙的一片，還時不時出現陰霾天氣。也不知這陰霾裏混雜著什麼汙染物，人在戶外幾分鍾，就會被嗆得鼻子和眼睛都痛。
新聞記者采訪環保局官員時，官員們解釋說主要是因為這座城市地形有問題，北麵、南麵和東麵都是高山，隻有西邊地勢稍低，這樣就不利用空氣流通。鬱遠達開始聽到這種解釋，覺得有些道理。後來想想又不對，這就好比一個老師說一個學生成績太差，總將原因歸結於這個學生太蠢，從不找自身的原因一樣。這個城市近幾年來發展迅速，四處都在搞發開，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大工地，空中塵土飛揚。更可恨的是城市中間有幾個大煙囪天天在冒黑煙，再加城市汽車激增，尾氣十益加重，不出現陰霾才怪呢。倫敦被稱為“霧都”，不就是工業時代汙染造成的嗎？每當呆在城裏覺得有點悶時，鬱遠達便開車到三棵樹酒店吃頓飯，一到這邊感覺就清爽得多，整個人心情也就舒暢起來。
鬱遠達這次沒開車來，賀子墨便問他：“你回哪呢？要不去一下萬佛寺，請請佛？”
“今天沒時間去了，還是先回一下單位吧。”鬱遠達對於拜佛之事不迷信，但也不拒絕，每到一處佛寺，他同樣也要去拜一拜的，但今天他卻不想專程去。
“也好，我下午還要去省檢察院搞個采訪。”
“你搞什麼采訪，不就是去拿個紅包，再拿堆資料回來湊個新聞了事。”鬱遠達話剛出口就後悔了，他意識到這玩笑有些過火，因為賀子墨最討厭記者為拿紅包而去采訪了。
賀子墨當然不會生鬱遠達的氣，他笑著說：“哪裏是拿什麼紅包，是趙檢察長約我。下次我去你那采訪，你就準備一個大紅包吧。”
鬱遠達知道趙檢察長名叫趙尚文，實際是副檢察長，但年輕有為，提拔副檢察長時才33歲，是省檢察係統裏一顆耀眼的政壇明星。
鬱遠達覺得賀子墨與早年相比，還是有了很大的變化。當初賀子墨分配到《西嶺日報》社會部當記者時，他酬籌滿誌，一心想當範長江式的新聞記者。七八月酷暑期間，同事們都坐在空調辦公室裏，上上網聊聊天，最多不過上網查查線索，然後打個電話采訪一下，半個小時就“造”出了一篇新聞。但賀子墨卻不願做這樣的記者，他戴著一頂草帽，騎著一部二手自行車，滿大街地尋找新聞。大家都笑話他，但賀子墨卻固執地認為：隻有用腳去丈量城市，用心去感受世情，用腦去捕捉靈光，這樣才能抓到好新聞。然而，賀子墨的“三用”新聞理念常常遭到現實“無用”的打擊。他辛辛苦苦跑回來了的新聞，經常被編輯刪得隻剩下100多字，作為“邊條新聞”刊出來。有人就暗地裏給賀子墨取了個外號，叫“賀邊條”。賀子墨第一次聽別人叫他“賀邊條”時，他肺都氣炸了，想都沒想揮拳砸向了對方的腦袋。
被砸的是報社經濟部的記者黃一川，這個黃一川是個典型的“新聞二流子”，平常很少寫新聞，整天就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利用記者采訪的特權去找別人麻煩，然後整篇“負麵新聞”出來，然後將這新聞稿發給對方單位請他們“審查”稿件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實際上就用是“負麵新聞”去要挾人家。被黃一川找了麻煩的單位，生怕被曝光，沒有哪家不願拿錢出來了難的。但黃一川卻不是省油的燈，每當這時就獅子大開口，開價至少上萬元。有的單位被黃一川索要了難費後，氣不過，就匿名向報社領導舉報。報社派人去調查，但關鍵時刻當事單位又不敢站出來了，最後就不了了之。黃一川卻從中吸取了教訓，此後索要時，他不再明目張膽地要紅包，而要對方拿錢在報紙上做廣告，他從中拿廣告提成，這樣就更安全了。而且，他這樣做又為報紙增加了廣告收入，即使有人舉報，領導也睜隻眼閉隻眼。
賀子墨打心裏瞧不起黃一川，他不僅從不索要紅包，而且連正常的“誤餐費”也不拿。他也知道，現在新聞界不少人都奉行類似這樣的一些潛規則：到單位采訪，被采訪單位一般會給記者打紅包。紅包大小視被采訪單位的效益而定，一般200元左右，效益差的單位也有隻給發50元紅包的，效益好的單位打給記者的紅包相當可觀，千兒八百的很正常。這些紅包，說是給記者的“誤餐費”或“的士費”。其實，就是想給記者一些好處，讓記者將不能發表的稿件設法發出來，將能發表的稿件盡量占更大的版麵。但是賀子墨每次參加新聞發布會時，卻從不在“誤餐費”表上簽名，對方塞給他，他也不要，稿件照樣發揮自己最高水平寫好給刊發出來。被采訪單位可喜歡賀子墨了，對他也越發尊敬，暗地裏稱他為“草帽記者”。而且，有的單位開新聞發布會時甚至不再按“潛規則”給記者派發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