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可惹惱了同行，“紅包記者”們更為惱火。那些“紅包記者”，每天專門互相打聽哪兒有新聞發布會，然後立即趕去簽個名拿了紅包就走人，接著趕去下一個新聞發布會會場拿紅包。這樣下來，一個月光拿紅包就有幾千塊錢。一些社會閑雜人員，打聽到這樣的內慕後，竟也冒充記者，趕到新聞發布會會場領取紅包。而大多數單位為了不造成對記者不信任的印象，往往對前來采訪的記者是不查看記者證的，這樣就給騙子們鑽了空子，“紅包記者”和“紅包騙子”因此成了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奇觀。有的“紅包記者”見財路被斷了，就給賀子墨發話：“兄弟呀，你不拿紅包可以，可我們要這點紅包才能生活呀。”有的記者則揶揄道：“賀大記者不愧是機關報記者呀，就是不一樣。”賀子墨知道對方是挖苦，他扔給對方一個鄙夷的眼神昂著頭而去。
賀子墨不僅打了黃一川一拳，還衝著他大罵：“我是賀邊條，你就新聞戰線的一條狗。你是名如其人：一條黃色的狗！”黃一川長得瘦小，自知不是身高1.78米的賀子墨對手，隻好自認倒黴，二話沒說走開了。
但賀子墨卻鬱悶了許久，他約鬱遠達喝酒。鬱遠達便開導他：“這個社會，我們既要保持自己的個性，但也不能與整個社會格格不入。你太另類了，別人就將你當怪物看，領導也不會喜歡你。怎麼做到既融入了這個社會，又一塵不染呢？一句話，同流，但不合汙。”
鬱遠達接著勸道：“你不能憑著那種單純的新聞理想行事了。你想想，你們是省委機關報，就這個名稱可以看出，機關在前，報在後。因此它實際就是一家機關單位，而不是純粹新聞意義上的報社。所以，你就不要理想主義了。不要將它當作報社，而要當它是機關。既然是機關，那你在裏麵說話做事都要謹慎點。”
這話賀子墨聽了覺得有些刺耳，盡管他很多時候對自己單位的種種做法也頗有微詞，但輪到別人說自己單位不是時，心裏就有些不爽了。人就是一種很怪的動物，比如自己的母校，自己可以天天罵時時罵，但聽到外麵的人罵母校時，則會跳起來跟對方對罵。又比如自己的母親，生氣時總會跟她鬥嘴，但卻是絕對不能容忍別人指責母親的，那怕自己的妻子和兒子稍微對母親有一點不敬也不行。
但是這次聊天後，賀子墨有一點還是接受了，那就是他覺得自己不能再堂吉訶德。此後，別人給“誤餐費”，他也不再拒收。但每次接過紅包，他就匆匆塞進包裏紅著臉趕快走開，那樣子仿佛是偷了別人錢似的。賀子墨也不再滿街跑著找新聞了，他明白了省委機關報隻是一張宣傳紙，而不是新聞紙。既然是宣傳紙，就是要根據上麵的精神和政策跑，上麵每出台一個什麼政策，記者們立即對著政策去“套”新聞。
要“套”這樣的新聞很容易，找個相關的新聞由頭就行了。而新聞由頭也很好找，因為每當一個政策出台，下麵總要開展一些諸如貫徹落實之類的會議或活動，有了會議和活動，就有了新聞由頭。而新聞所需要的一些具體措施和事例，隻要將以前做的一些工作，甚至是幾年或十多年前做的一些工作移過來，然後改幾個數據就行了。有的記者甚至隻要手頭有一點相關的材料就行了，新聞由頭也不用去找了，直接就編一個出來。比如：“某月某日，某縣某鄉某村某某某等5名農民在當地政府的發動下，自籌資金50萬元組建了一個農副產品收購聯合艦隊，從而一舉解決了當地農副產品賣難的問題，這是某縣貫徹落實中央三農會議精神，充分發揚農民經營自主性，幫助當地群眾脫貧致富的一個縮影。”這新聞由頭看起來有鼻子有眼的，但隻有做這篇新聞的記者知道，文章中的某某某都是瞎編的。但是，有誰去落實這某某某呢？即使是這篇新聞中說的某村人拿著報紙上當手紙時偶爾看到了這篇新聞，他也不會較真某某某到底是不是某村人。因為現在農村青年外去打工的多，誰知道誰在幹什麼？更為關鍵的是，某村農民能注意到這篇新聞的概率幾乎等同於中六合彩。
在賀子墨看來，這樣“套”新聞，實際就是“造”新聞。賀子墨不胡亂地“造”新聞，但學會了“套”新聞。大大小小的機關報都是這樣的一種“八股新聞”，不“套”還不行。自從賀子墨學會了“套”新聞，他就成了報社的一條“硬腿”，許多單位都指名要賀子墨去采訪。但由於報社怕記者們打亂戰，便將每個記者都劃分了地盤。每個記者跑不同的戰線，不能踩線，也不能漏新聞。政法線屬於賀子墨跑的，因此他跟趙尚文等政法界的“名領導”混得很熟。
由於鬱遠達要下去任副縣長的事已正式確定，隻是一時沒有正式通知他何時下去，單位就讓他這段時間自由安排工作，不要求他天天來黨校坐班。鬱遠達估計下午單位領導會找他，便要賀子墨先送他回黨校一趟。
鬱遠達剛在校門口下車，就碰到了遠程教育科科長李新華。李新華熱情地走過來，一邊握手，一邊大聲地說：“遠達呀，祝賀你呀，你現在是副縣長啦，很快就會當縣委書記，到時別忘了兄弟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