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日記本身，從安·格·陀1902年所作的遺囑中，以及從後來十多年間所作的補充遺囑中得到的信息，卻與這個推測相矛盾。
翻譯並出版的這部分日記，像我們上麵指出的那樣，在時間上包括了從1867年4月中旬到8月中旬。在譯文的第二個本子上，安·格·陀標明了從一個速記本到另一個速記本的過渡：在頁140上寫著“第一本結束”，在頁141上寫著“第二本開始”安·格·陀，《日記》，頁192—193……這就是說，在國外最初四個月期間的日記占用了不是“許多”，甚至也不是“七”個記事本，而僅僅有兩個。
這與從安·格·陀寫在筆記本上、題為《在我死去或罹患重病的情況下》的遺囑中得出的結論相吻合。這裏包含著下列安排（我們用加重字體標明的文字是後來用鉛筆寫的）：“關於我那些速記本。在我身後留下的筆記本中，可以找到二至三至四個寫滿速記符號的本子。在這些記事本中包含著自我們於1867年出國之後，在一年半期間，我所記的日記。部分日記我在兩年前已經謄寫過了（就是放在博物館防火箱子裏的安·格·陀在莫斯科的曆史博物館創辦了第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陳列室。我們看到，這裏指出的是另一個年限：一年半，在我們看來，這是誇大，其原因是，1902年安·格·陀尚未讀完日記。在《回憶錄》（頁152）中期限還增長到了“一年半至兩年”，這顯然不大可能：那樣一來，記事本的數量就完全不是這樣的了。那個記事本）。剩餘的記事本我請求銷毀，因為未必能找到一個能將速記稿譯成一般文字的人。我大量使用了自己想出來的縮略語，因此譯謄它的人一定會搞錯，寫錯。這是其一。其二，我根本不想讓外人深入我和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隱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懇請銷毀全部的速記本。”俄國立文藝檔案館ф。212.Оп。1.Ед。хр。224。在旁邊的一張白紙上，用鉛筆補充交代了關於已經譯謄好了的那部分記事本的信息，這我們已經知道了。這就是說，這幾條說明是在翻譯工作結束時，即1911/12年冬天寫的。無疑，這就說明為什麼安·格·陀用鉛筆，在先前不確指的數字“二至三”個記事本後麵，確切地寫下了精確的數字“四”。
因此，在安·格·陀生命的晚年保存著四個速記日記本：其中兩個她已經譯出來了（第二本也許沒有譯完），其餘兩本還是速記形式。從1920年代起至前不久，人們了解的還隻是翻譯出來的那部分，其餘的日記本的命運沒有涉及。在安·格·陀身後留下來的檔案中還保存有其他速記日記本，這一點隻有А。С。多利寧隱約暗示過；在1925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蘇斯洛娃》一文中他寫道：“或許，將來能繼續翻譯安·格的速記本……”（《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與資料》，第2卷，頁250；俄羅斯國家圖書館ф。93.Разд。Ⅲ，5.15аи156）然而，幾年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分檔案從曆史博物館轉到了以列寧命名的蘇聯國家圖書館的手稿部，從中發現了安·格·陀的兩個速記本，其中還包含一些用普通文字寫的劄記。這些劄記幫助人們確定其寫作時間為1867—1868年，並估計是國外日記的原稿。俄羅斯國家圖書館Ф。93.Раздел。Ⅲ，5.15а和15б。可是，既無法確定它們屬於已經出版過的那部分，也無法確定是日記的繼續：因為無人能讀懂速記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中期，要開始建立保存在所有國家大型檔案庫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的總目錄В。С。涅恰耶娃主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的說明》，莫斯科，1957年。了。為此，在М。П。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倡議下，列寧格勒的普希金之家決定嚐試破譯保存在那裏的安·格·陀的速記稿，估計這是作家的口授稿，因而是其創作遺產的一部分（原來，這是《作家日記》的片段）。從事這項工作的是列寧格勒速記專家Ц。М。波舍曼斯卡婭。她從研究奧利欣的速記教科書入手，安·格·陀就是用這套課本學習速記的。但認為這還不夠。安·格·陀說有自己獨特的速記法，確實如此。似乎隻能放棄了。但這時領導編寫總目錄這一工作的В。С。涅恰耶娃提示波舍曼斯卡婭，可以把已經翻譯出來的日記與安·格·陀的無法識別的速記本對照研究。對照研究立刻揭示了幾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原來，第一個記事本與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譯出來的兩本日記中的第一本相符合，第二本尚未翻譯出來；它涵蓋了隨後的時期——從1867年8月24日/9月5日到12月31日在日內瓦的生活。第二，獲取了解讀作者的速記體係的可靠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