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了這把鑰匙，編寫出了安·格·陀使用的縮略語字典之後，Ц。М。波舍曼斯卡婭譯出了普希金之家中的速記稿《作家日記》部分章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與安·格·陀的私人與公務信函的翻譯稿，見《文學檔案》，1961年，第6期。，也譯出了她的至今仍不為人知的這部分日記。同時也查明了一個不可忽略的情況：抽樣檢查證明，安·格·陀不僅僅翻譯了第一本日記，還對它進行了審定加工，有些地方則做了很重要的加工。必須重新翻譯，Ц。М。波舍曼斯卡婭便完成了這項工作（在很久之後，已經是為了本書的出版）。關於Ц。М。波舍曼斯卡婭翻譯安·格·陀的速記稿，還可見《女速記員的功績》——1959年6月3日的《消息報》；《我最感興趣的！》——1970年12月27日的《接班人》等。
就這樣，在最初人們指望看到的安·格·陀四本速記日記本中，我們看到了三本。尚欠缺的第四本可能是最後一本——這符合作者的說法：她寫了一年或一年半；日記有可能是當中那部分：介乎於安·格·陀翻譯的第二本日記的最後部分，其速記原稿未能保存下來，和第三個記事本的第一部分之間——其中有十二天的脫漏（從巴塞爾到日內瓦，與在這裏生活的最初幾天）；然而，最可能的是，缺失的文字在第二本上，不過安·格·陀未譯出來，因為在已經寫滿了的譯稿本子上已經容納不下它了。無法走出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如果以後不能發現遺失的第二本與第四本日記的話。
然而，如何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在德累斯頓和巴登便寫滿了“許多”或者“七”個本子呢？其答案就在日記本身。從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中得出來的記事本的數量，無疑，指的不僅僅是日記本，還包括其他記事本，他妻子在那上麵記錄一切她感興趣的有關名勝古跡、藝術作品與書籍的知識。
在日記中曾兩次提到她使用著這樣一些特殊的記事本。5月12/24日，在講述參觀德累斯頓美術館的時候，她寫道：“我帶著自己的劄記本，便把某些畫家的出生年代和給我以特殊印象的作品記下來。”翻檢有這條記載的速記日記本，無論在日記中，還是在空白紙上，都沒有這類“意見”，顯然，為此她使用了別的記事本，而不是日記本。另一次（6月6/18日），安·格·陀在日記中指出，她“在自己的記事本中記下了”雨果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的摘要。在速記中也沒有這樣的摘要。見本書頁87。
現在我們回到1894年，安·格·陀開始翻譯自己的國外日記，並用自己漂亮整潔的字體謄寫在厚厚的筆記本上。頁麵上很少有塗抹和修改；仿佛是速記員在用普通語言表達速記的內容，閱讀上她沒有任何困難，也無需作任何改動。然而，這個感覺是虛幻的：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毫無疑問，是謄清稿。在它之前先有了一個翻譯草稿，經過作者的認真修改，後來，大概因為無用，便廢棄了。隻要一比較安·格·陀的翻譯稿與速記原稿，這一點便清晰可見。第一本日記存在著兩種形式，這我們已經說過了，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安·格·陀在第一本日記的文字上做了那麼多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它的麵貌，以致這本日記現在的文本可以認為是尚未經過翻譯的，而第二本也是經過大事校訂的。讓我們來看一看，她是如何對文本進行加工的吧。
安·格·陀《日記》的讀者熟知她做的腳注，她以此種方式解釋種種事實和說明相關的人物。比如，“瑪麗婭·格裏戈利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婭，我的姐姐。後來的注釋。”（安·格·陀，《日記》，頁41；類似情況還可見頁64、71等）在注釋中作者詳細說明，它們是“事隔多年之後的”注釋，似乎證明其餘的文字屬於日記原稿。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第一，這樣詳細的注釋後麵也有，甚至未經與日記的原本核對，以至輕易便暴露出它們的非同期性。其實，未必有誰在給自己看的日記中給自己解釋，他在日記中提到的人是些什麼人，像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在下麵詞句中所做的那樣：“這時費佳讓我讀了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費佳的弟弟）的信……”同上，頁111。根據事隔多年的敘事方式，輕易就能看破類似的插語。這種情況在真正的1867年的日記中從未遇到過。例如，稱呼丈夫不是“費佳”，而是“費·米”。這個解釋完全可能是與“事隔多年之後的”腳注一起加上的。可以說，——這是對的，——安·格·陀在自己的注釋係統中未能做到始終一致。然而，這個始終不一並非偶然現象。這個結果產生於作者的一個總的傾向：事隔多年之後，對自己的日記文本進行大量的補充與加工，同時精心仿製日記文體的率真特點。例如，見本書頁18、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