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義內容上的改變遵循著幾個原則。其中比較重要的幾條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個性，他的思想立場，他對現實的態度，他的性格與行為的特點。1867年日記中有一些活靈活現的未經深思熟慮的記載，安·格·陀在這裏如實記錄了丈夫的言行。這些言行，或者更確切地說，當時她聽到見到的丈夫的言行，與在丈夫生命的晚期她所認為的，與現在她所希望見到的那種嚴整的基督教—君主主義者的形象，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實際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剛一跨出俄羅斯國境就做了些什麼呢？他馬上就跑進書店，執著地購買並狂熱地閱讀自由俄羅斯的出版物。安·格·陀無法把這些從日記中簡單地一筆勾銷；她神聖地履行自己的義務——為子孫後代保護和保存作家的生活實況；他閱讀赫爾岑作品的事她在《回憶錄》中甚至還稍稍提了一下。我們在後麵還看到，她隻允許自己刪除掉家庭私密生活的細節。但她還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赫爾岑及其著作的關注。於是在日記中便加入了解釋性的語句：“費佳決定讀遍所有遭禁的書刊，以便了解在國外關於俄羅斯都寫了些什麼，這對於他未來的創作是必需的。”——這句話後來人所共知，流傳極廣，作為1867年日記的一部分，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對當時自由俄羅斯的出版物的表態，被經常引用。見本書頁78。
在其他一些涉及安·格·陀世界觀的重要的問題上，也以這種方式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譬如，日記不容置疑地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宗教的冷漠，同時他的年輕妻子在每座城市都要尋找東正教堂，認為必須去參拜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一次也未陪她去過，還對她的虔誠表示不滿：在5月28日/6月9日的日記原稿中，安·格·陀講到，她從教堂回來後丈夫如何嚴厲地迎接她，批評她忙著去做日禱而沒有把屋子收拾好；在翻譯稿中，在這之後加入了“辯護性的”說明：“費佳特別愛整潔，並一向保持不髒不亂。”在另一處（6月30/18日），日記原稿是：“今天我想去教堂，可是費佳說，這可以往後推一推，就沒去。”——後來被改成了：“今天我想去教堂，但是太晚了，非常遺憾。”見本書頁139。
安·格·陀《日記》的讀者所熟悉的在俄國駐德累斯頓領事館裏的場麵也伴隨著“辯護性的”說明。這個場麵能為了解作家的心理狀態與社會意識提供十分重要的細節。稍後我們還要談到他在國外生活的最初幾個月裏的世界觀和精神狀態；此刻隻須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接受西方的資產階級文明從遠處把俄國現實理想化，可是在俄國領事館，在異國他鄉中的這個俄羅斯生活的小島上，一旦與現實的俄國官員相接觸，一如既往，那個現實生活的偉大叛逆者與揭露者馬上便在他身上蘇醒了。所以，安·格·陀對有關這一事件真實記錄的修改使人格外感興趣。見本書頁135。在這裏既用癲癇剛發作過為他的行為辯解，又試圖淡化之後發生在夫妻間的爭吵，並力求從日記中刪除自己當初對丈夫行為的譴責。
最後，還有一個有代表性的細節。眾所周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於德累斯頓期間，發生了波蘭僑民安東·別列佐夫斯基行刺亞曆山大二世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時對亞曆山大二世的態度在他的信件與著作中表達得已經相當清楚。安·格·陀的日記也無可置疑地表明，這一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多麼焦急不安；然而，日記上的記述，像她後來認為的那樣，未能充分展示丈夫的公民情感。因此，她在其中又增加了：“費佳激動得嚇人”，“皇上安然無恙。感謝上帝，這對全體俄羅斯人來說是多麼大的幸福啊”，和最後，“謀殺皇上的消息使費佳極為不安；他是那樣愛戴與敬重他”。
校勘修改的另一個原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內部和在社交場合中的性格與行為有關。一方麵，安·格·陀想排除一切對他不利的表現，以免使他在日常生活與金錢盤算中顯得像一個不公正、易激動、陰鬱和瑣細的人，以免在對待妻子和周圍的人的態度上像一個粗暴的人：也許因為年事已高，已是以另一種比較客觀的目光審視當年的生活；也許——在我們看來，很可能是——這是她有關完美人性的概念所不能容許的。另一方麵，不觸及同丈夫的相互關係，不在重新思考中貶低自己的某些個性特征，就幾乎無法“校正”這些線條。為尋找擺脫困境的辦法，在許多情況下安·格·陀隻好走上這最後的一條路。讀者會發現，在講述夫妻吵架的時候，作者的修訂時常改變重點，將丈夫的錯誤轉嫁到妻子身上。比如，見本書頁6、82、121。下麵是一個微小卻很有說服力的例子。稍後，在談及日記與回憶錄的關係時，我們還要談到它。1867年4月18日，安·格·陀第一次出現在一個外國城市——柏林。夫婦第一次出去散步；在大街上他們發生了口角，按出版的《日記》中的說法，“我轉身迅速向相反方向走去。費佳喊了我幾次，想追我，但又改變了主意，仍按原路走了”。安·格·陀，《日記》，頁12；見本書頁6。按日記原稿的說法，事情正好相反：並不任性的女孩子大怒，跑著離開了丈夫，而他，因為她的“手套很糟糕”而生氣，將她一個人丟在了陌生城市的大街上。誠然，按日記的說法，是因為她的過錯——是對她的刻薄話的回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