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陀從日記中徹底清除對丈夫急躁粗暴的描寫，用泛泛的說明替換原來的詳盡敘述，諸如：“費佳今天一整天都非常急躁”見本書頁134。——或者完全刪掉了自己同他爭吵的細節描寫。顯然，在閱讀日記的時候發現，其中太多地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因為小費和零錢同侍者和店員發生衝突，便仔細地在相應的地方放置“辯護性的”話語，類似：“這種猥瑣的小市民作風一向使我們反感，更何況我們給小費的時候一貫大方”見本書頁20。；或者，“當然，這是瑣事。不過，把我們當成可以隨便糊弄的傻瓜，則令人氣惱”見本書頁30……安·格·陀插話和修改等特殊做法的意圖，是想在日記中清晰地表現自己家庭生活的毫無陰影的幸福。因此在其中——有時非常出人意料地，脫離前麵行文地——出現插話：“這些日子我幸福得嚇人”見本書頁18。，或者，“我親愛的費佳，我是多麼愛他呀！”見本書頁87。
從日記中刪除（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量有關丈夫的身體健康和生活隱私的記述，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卻保留了臨睡前“情意纏綿的道別”，並伴之以插入語，將其解釋為特別溫存的時刻：“應當說清楚，我躺下得相當早，費佳則坐到兩點鍾，甚至還晚。去睡覺之前他叫醒我，以便‘道晚安’。我們開始長談，絮語綿綿，嬉笑，接吻。這是我們一天中最貼心最幸福的半小時至一小時。我給他講述我的夢，他同我分享自己一天中的印象，於是我們感到異常幸福。”見本書頁27。
不過，也有另一種插入語，實際就是在日記行文中加入的往事回憶。（比如，見插入語：“我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這本美妙的書。費佳對這部作品評價極高……”等等見本書頁87。；或者，“一路上我們愉快而興奮地交談。一個完整的新世界展現在我的精神視野前麵！”見本書頁16。）還有一種修改日記內容的原則——就是為安·格·陀自己恢複名譽，改善她在早期日記中可能給人留下的印象。1867年的那位未受過完好教育、在習慣與行為中帶有明顯的出身小市民家庭特征的姑娘，走過了智力與道德發展的漫長道路。從日記中剔除粗魯的用語（寫飯店仆人：把“可怕的笨蛋”改為“怪人”；寫德累斯頓的女仆：把“德國醜八怪伊達”改為“老伊達”；在與丈夫吵架時，幹脆把她說的“卑鄙的畜生”刪掉），改正語言上的拚寫錯誤，尤其是外來語（比如，藝術家的姓名），訂正繪畫和音樂作品的名稱（把“提香的救世主”改為《基督與錢幣》〔Zinsgroschen〕，這幅畫在目錄上用的就是這個名稱）。自然，日記原稿中公開談及對作者不利之行為的地方都作了重大修改。比如，她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衣袋裏找到А。П。蘇斯洛娃信的那一場景被刪掉了。“衣袋”改成了“寫字台”，從日記中完全刪除了談如何拆信又如何重新封好，以掩飾其偷拆信的那些文字。5月30日/6月11日的日記是從記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癲癇發作開始的，在出版的文本中接下來是：“可憐的費佳，我是多麼心疼他呀！看著他那受罪的樣子，我就止不住眼淚！”在原稿中沒有這兩句話。速記稿裏的這幾行字被精心塗抹，使用的墨水是多年後翻譯速記稿時使用的墨水。然而，現在能辨認出來的文字相當清楚地顯示，後加上去的話完全不符合她當時的感情：安·格·陀利用丈夫失去知覺的機會，讀完了他前一天收到的蘇斯洛娃那封使她惶惶不安的信。見本書頁98。
除去我們分析過的內容上的修改，整部日記都作了文字上的重要加工，其目的是把有時候是不連貫的，充斥著修辭缺欠、用詞不當，語義表達不完整不清晰的地方——在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中這自然是難免的——變成連貫的、通暢的、從文學角度看前後一致的敘述。
就這樣，我們看到，安·格·陀對自己日記進行的編校工作是非常巨大的。不具備她的第二本速記原稿，我們自然無法考察她對這部分日記進行的全部修改，就像對第一本日記所做的那樣。然而，可以肯定地說，第二本日記也經過了這種方式的修訂。依據對第一本日記比較分析的經驗，可以在第二本日記的行文中，根據其“解釋的”或“辯護的”口吻，發現她所做的插語。（例如，在7月21日/8月2日的日記中，在對她丈夫的親戚和他本人進行激烈的抨擊——在她看來，他對她的困頓與需求無動於衷——之後，突然加了一個意外的，顯然是虛假的結尾：“這多麼不好，多麼不公道啊！我生自己的氣，為什麼對我珍貴的、可愛的好丈夫要有這種壞想法。真的，我是個惡毒的女人！”）見本書頁237。
第二本日記的大部分屬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在巴登巴登居住時期，這是他們這個新家庭的真正的悲慘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於癡迷於輪盤賭而輸得一無所有，使自己與妻子陷入了赤貧境地。在這些日子裏，家裏的氣氛應該是越來越沉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嗜賭折磨得魂不守舍，妻子與他共同分擔這些苦難，同時還要忍受妊娠早期的痛苦，他們未必能避免爭吵、發火和相互責罵。然而，所有這些戲劇性事件都被講述得那麼平和，沒有任何急躁和粗暴，如同第一本日記被校訂成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