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興趣的是，翻譯最初在巴登輪盤賭時的日記時，安·格·陀試圖淡化局勢，開始修改輸錢和贏錢的數字（這種修改在翻譯本子上可以看出來，她在這其中把數字搞亂了俄國立文藝檔案館Ф。212.Оп。1.Ед。хр，頁106—110；《日記》，頁181—182。）。後來大概確信，無法修改全部巴登日記，因為其中每一頁上都有輸贏記載，壓縮損失與誇大收獲都會使悲劇形勢變得無法理解，她便放棄了這個意圖。
不能不注意到下麵這種情況：在翻譯修訂第二本日記的工作過程中，安·格·陀有過多年的停頓（從1897年到1909年，後來又到1911/1912年），後來便完全放棄了。經過長期間斷以後，安·格·陀在回頭從事翻譯的時候，她重讀寫好的文本，在某些地方又作了修改。例如，在速記稿和翻譯稿上（在6月14/26日那天的日記上）寫著：“後來我去了市場，給自己買了梳子”，後來，在1909年，又用老年人的筆跡補充道：“為的是排遣憂思”；類似的修改見7月6/24日的日記（俄國立文藝檔案館Ф。212.Оп。1.Ед。хр。149.Л，頁34、114）。
我們認為，正是試圖排除在巴登生活中的真實事件與她極欲為丈夫塑造的聖者形象之間的矛盾——這個意圖顯然注定要失敗——應該是迫使她放棄繼續整理日記的原因。尤其是，1897年放棄翻譯開始在巴登生活的那部分速記稿之後，到1902年仍未恢複翻譯工作，安·格·陀此時在遺囑本上寫下了銷毀速記稿的要求，而後來恢複翻譯又徹底放棄之後，她再次明確這一安排。
上麵說的這一切讓人確信，安·格·陀對日記進行整理加工的目的，是將來用以出版。她是否要自己出版它（支持這種估計的似乎是上麵談到的那些腳注，可是，安·格·陀如此細致地修飾日記文本，顯然不是要在自己生前出版它，——比如，丈夫寫給她的信，她做了必要的整理，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未來的出版者），還是隻想以可以接受的形式留給後代——這難以確定。這一工作的最終目的顯然隻是將來的發表。
1911/12年冬天，安·格·陀完全停止了日記的翻譯，其關注點又回到了《回憶錄》上，這時她僅僅寫完了它個別部分的一點點初稿。日記，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的資料，不能令她滿意，從這時候起，它開始隻被用作寫《回憶錄》的資料。比如，見她在《回憶錄》手稿頁邊上的批注：“詳見速記本”——這是在談及別列佐夫斯基暗殺活動的時候。（俄羅斯國家圖書館Ф。93.Разд。Ⅲ，1.1，頁193）關於利用第三本日記在《回憶錄》中記述自己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識並結婚的情況，見本書頁576。
分析過對日記的第二次校改之後，現在我們完全可以重新看待《回憶錄》的文本了，至少是回憶1867年的那部分，而這又能校正對其餘文字的理解，雖然沒有可能把它直接與最初的資料作比較。用《回憶錄》的文本同兩個版本的日記相比較，能使我們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的形成過程，它也是用編輯日記的那些方法來實現的，不過自然要自由許多，因為作者已不再受原稿文本的束縛。而且，日記原稿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作為另一種解釋的出發點，甚至是直接改變那裏記載著的事實的性質的出發點。
我們不可能在這裏深入比較所有的三個文本，隻能舉幾個例子。
一個有代表性的做法是，安·格·陀三次修改1867年4月18日他們夫婦在柏林第一次吵架的場景（上麵在另一場合中已經提到過它）。在速記稿中，這次吵架的責任被推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他生硬地指責妻子的手套太破，並把她一個人丟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接下來，用幾句話簡短描寫她回家，等丈夫，為發生的口角不安，以及和解。在校訂日記的時候，安·格·陀不僅自己承擔了全部責任，還——大概是根據回憶——詳細講述自己當時的恐懼（在原稿中隻是說：“天知道我都胡思亂想了些什麼”）和與丈夫的和解。見本書頁6。在已出版的日記中，這段修改並補充過的文字占了幾乎兩頁。安·格·陀，《日記》，頁12—13。打開《回憶錄》中的相應地方（第四部第一章），我們在其中驚訝地發現了速記稿中當然沒有的第二個版本，它又作了加工，但最主要的是放在括號裏並配上了副標題：“（摘自速記本）”。安·格·陀，《回憶錄》，頁146。安·格·陀的意圖昭然若揭：把日記的第二個版本推薦為真正的1867年的速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