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作為《回憶錄》與《日記》進行內部論戰的典型例證，與安·格·陀在其中埋怨丈夫不關心她的需要有關。“已經有兩三天了，費佳不停地對我嘮叨，說我穿得太差，穿得像個廚娘，”她在第三本日記中寫道，“〈……〉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難道我有什麼辦法嗎：要是他每月給我哪怕二十法郎買衣服的錢也好啊〈……〉，可是，自我們出國以來他沒有給我做過一件衣服，這時候竟然還責罵我……”見本書頁357。在另一個地方——還是談這件事：“我想，或許他自己能想到，或許他自己會說：該給你買幾件夏天穿的衣服了，它們這裏賣得並不貴嘛。他可知道想著自己呐，在柏林買衣服，在德累斯頓訂衣服，可他那時候就是想不到，我也應該給自己做點什麼……”見本書頁281。與這些抱怨相反，在回憶錄最初幾頁裏談到在國外的生活時，她安排了下麵的記述，讓她的希望變成了現實：“後來的兩三天裏，我和丈夫一起給我買了夏天穿的上衣，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讓我感到驚訝，他怎麼能不覺得厭煩，又是察看麵料是否結實，又是挑選衣服的花紋與式樣。他給我選中的東西質地全都那麼好，樸實，雅致，我後來就完全信賴他的鑒賞力了。”安·格·陀，《回憶錄》，頁149。與日記比較，對另外一些細節也進行了類似的修改：為將來的嬰兒取名（從日記中得知，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歡安娜這個名字，而想取名索菲婭，以表示對自己侄女的喜愛；在《回憶錄》中：“丈夫希望取名安娜，可是我拒絕了”），關於對丈夫去參與輪盤賭的態度問題（日記中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她是反對的，但下不了反對的決心——有時候則是無力阻止丈夫；在《回憶錄》中她卻處處成了他去參與輪盤賭的倡議者），還有其他許多例子。與此同時，在《回憶錄》中還經常引用速記的日記作為所述事實的可靠佐證。譬如，在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遺失的文章《我與別林斯基的相識》時，安·格·陀最後說：“我個人對此深表遺憾，根據我當時的印象，根據我在速記本上的記載，這是一篇很有才氣非常有趣的文章。”安·格·陀，《回憶錄》，頁161。然而，在那些速記本中，可以充分相信，關於這篇文章的內容根本就沒有留下任何意見。
在另一些情況下，《日記》中記錄的一些事實以原樣出現在《回憶錄》中，可是卻被安排在了另外的位置上。乍一看，這種位移是無法解釋的，但隻要一考究其目的，就會得出結論，它們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並服務於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記》中透露出來的某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缺點的。在5月26日/6月7日的日記中，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過路的德國人進行的有趣的對話。他向這位德國人打聽如何去德累斯頓美術館。見本書頁91。《回憶錄》中重現了這次對話，然而卻安排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到達德累斯頓後的第一天。安·格·陀，《回憶錄》，頁148。似乎，有這個必要嗎？有：為的是不暴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能，在德累斯頓生活一個半月以後，並每天去參觀美術館，卻仍找不到去那兒的路。看得出來，安·格·陀不允許在偉人的麵孔上甚至存在些許的毛病，如不善於在陌生的地方辨別方位。
在撰寫自己的《回憶錄》的時候，安·格·陀當之無愧地做到了把全部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力求如此講述他和自己，即，在她看來，必須讓他的形象是毫無瑕疵、無可模擬的，在子孫後代眼裏永放光芒；把他們的生命曆程講述得真實可信，有據可依，擺脫一切可能的攻擊與責罵，主要使用（甚至有些過分）溫馨愉快的色調。結果創作了一部美好的，由親密的、忠實而又聰明的朋友寫成的書。但是，對於克服種種困難，力爭進入偉大藝術家的複雜而令同時代人與後人難以把握的精神世界的學術界來說，更重要的是，找到評價這部著作的真實與偏差的客觀標準。
幸運的機遇為我們留下了一部無比珍貴的資料，它為我們開辟了通向這個標準之路，——即安·格·陀用速記寫成的日記。它的意義，當然，是這個檢驗作用所遠遠不能涵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這部日記，對於他的生平與創作史，為什麼如此珍貴呢？它開拓了哪些疆界呢？
日記的前兩部，其中敘述跨越國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在德累斯頓和巴登的生活，他們去瑞士途中順路訪問巴塞爾，正像已經說過的那樣，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已經進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文獻。作家生平的任何階段都沒有如此內容詳盡、時間確鑿的資料。所以，毫不奇怪，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四個月的生平“年表”Л。П。格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與創作》，頁166—176。在準確與充實方麵遠遠有別於其餘所有的年份。安·格·陀德累斯頓與巴登時期的日記，毫無例外地吸引著撰寫作家這一時期生活的專著的研究者，或研究其思想形成過程的專家。發表較晚的日內瓦時期的日記（縮寫本）《文學遺產》，第86卷，莫斯科，1973年，頁155—290。在本書中首次以其完整的形式麵世。日記的德累斯頓部分的新譯本，未改變其實質，但給它引進了一係列的新因素。所以，隻有現在才有可能在現存全部日記的總和中分析安·格·陀速記日記的內容，分析它在1867年是如何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