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閱讀日記可以發現，它的第一個，幾乎也可以認為是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有可能更清晰地把握在國外生活的第一年作家的思想立場與精神狀態。
這部日記不僅僅是他生活的每一天的詳細報告，還是由於私人原因在不經意間表達出來的言論的日誌，然而卻是以概括性的，幾乎總是非常尖銳的戲劇性形式表達的，隻有他的書信才具備這個特征。安·格·陀在日記中記錄每天的感受，卻經常無法分清自己的意見與丈夫對她講述的意見。他的聲音總是在對周圍現實生活，對社會、藝術和文學現象的評價中顯露出來，散布於日記的所有頁麵上。
在生活於國外的歲月裏，尤其是最初幾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都處於不間斷的內心鬥爭之中，他堅決地不斷地重新評價曾經無限珍視過的東西，現在甚至要果斷地否定並摒棄它們。在這段時間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最鍾愛的創作思想得以實現——在《白癡》中塑造一個“完美的人”的形象。因此可以理解，學術界何以那麼專注地研究這個思想過程，對於它來說，作家的歐洲印象與他在四年期間長期離開祖國成了強大的催化劑。同時，這個時期有別於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這是他的傳記資料相對貧乏的時期。
其中主要的，除了日記之外，便是他的書信。然而，這些書信很少，在德累斯頓與巴登生活期間，如果不將從洪堡的輪盤賭場寄給妻子的信計算在內，實際上並沒有（僅有的信件是寫給繼子和哥哥的遺孀的）；在日內瓦生活期間保存下來三封給А。Н。邁科夫的信，就內容之豐富來說這是絕妙的信。還有與這幾封信近似的是寫給侄女С。А。伊萬諾娃的一封信。關於在這幾個月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心生活，信中講得驚人地坦率。然而，這是概括——浸透著憤怒的概括，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時期對周圍現實總的理解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到國外時正值他對其最缺少好感的時刻。作為他以“根基派”的政論家與雜誌出版活動參與1860年代社會思想鬥爭的結果，首先是不僅與民主派決裂，而且還有同自由主義的“西歐派”的決裂。早已形成的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立場，現在成了作家世界觀的穩定特點之一，它又為雜誌論戰中的論據體係所鞏固與加強。（例如，我們提醒注意他於1863年寫的《冬天裏的關於夏天的印象》中關於法國的幾行文字，它們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外於1860年代末寫的信，以及與安·格·陀日記中相應的地方，在文字上幾乎非常接近：“這算什麼製度！這是多麼明智，多麼明確而穩定的關係，一切都有保障，都標注在了方格子上，人們都那麼滿意，人人都竭力要自己相信，他心滿意足，他幸福無比，最後，大家都做到了使自己確實相信他心滿意足，他幸福無比，並且……停在了這一點上。前麵已無路可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5卷，頁68。）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國現實的態度是複雜的、多元的。他無疑受到了1860年代改革給俄國開辟的新思想新道路的吸引，他貪婪而同情地注視著俄羅斯社會的發展進程，他以為這是俄羅斯人民已經走上了業已為它開辟出來的廣闊道路的標誌。不過，這些幻覺並未遮住俄國社會中好像已觸及到他自身的那些醜陋現象，他那藝術家的準確而犀利的目光在每一步都能痛苦地捕捉到它們。這些思想感情的相互搏鬥進行得越深入，他同自己青年時期的信仰決裂得越徹底，橫亙在他與西歐自由派以及俄國社會思想中的民主潮流之間的鴻溝就越深。他在眼前看到的似乎是一個統一的，按他的觀點是，危害俄羅斯幸福的“自由派分子和進步派分子”的陣營，從其始祖別林斯基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將其視為某種統一體，而故意不想把屠格涅夫的社會立場與赫爾岑的社會立場區別開來。他被迫一連數月長期生活在德國和瑞士，在1860年代他無法接受的歐洲世界的中心，處於這種內心衝動的狀態下，同思想上的對手有一筆惱人的無法解脫的精神賬。對手們依舊企圖把俄羅斯引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裏已經破產的西方資產階級發展道路，這條在他聽來是罵人用語的臭名昭著的“進步”道路。一切都使他惱火，撲入其視野的首先就是最表象因而也就最刺激人的特征——對物質享受的崇拜，尤其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災難性的、幾乎是赤貧狀態的強烈對比，以及養尊處優的純粹小市民的精神空虛。
然而，人民中的這一切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已經人格化了，他被迫生活在他們當中，——剛開始是在德國人中間，後來是在瑞士人中間。雖然在安·格·陀的日記中——這是作家意見的回聲——像他本人在國外的書信一樣，我們每時每刻都能遇到關於“德國佬”的激烈言辭，這與其說是民族主義的反應，不如說是對對於他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世界的否定。這個世界有可能要將作家珍重的獨特的俄羅斯世界與俄羅斯人民吞沒在自己可惡的“進步”之中，迫使其遵從它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