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陀德累斯頓和巴登時期的日記裏充滿了對周圍人們的麻木遲鈍、市儈習氣、沾沾自喜的記載，是它們導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滿腔憤懣；甚至大自然與古文物在他內心也引不起來反響，而他的妻子對此則讚賞不已。在她的日記中明顯地透露出作家陰鬱的嘲諷與反駁：“愚蠢啊，德國式的愚蠢！”，“這便是德國人的誠實！”等等。下麵是一個例子：在巴登遊覽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從席勒紀念碑旁邊經過，——一塊巨大的漂礫，上麵用金字鐫刻著：“獻給不朽的席勒巴登市”。日記中用下麵的言辭表達了對紀念碑的態度，這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多麼狡猾的德國人啊！哼，他們怎麼能落後於所有其他文明城市呢，怎麼能不顯示一下他們也對天才感興趣，也尊重天才呢，於是他們便想起來，也為席勒樹紀念碑。為了避免多餘的開銷，他們決定節儉行事〈……〉這是非常狡猾的主意，隻有德國人才想得出來。既美觀，又經濟，石頭還不礙眼……”見本書頁282—283。
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這立場在他身上與對西方繪畫、音樂和建築的成就的讚歎，與對歐洲文學，其中也包括現代文學的密切關注同時並存。這一點特別清晰地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在巴登的著名的爭吵之中。這次爭吵在安·格·陀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思想與感情，我們在其妻子日記現在的翻譯本中也找到了反響，即在記述他們1867年9月—12月在日內瓦生活的日記中。總的情緒依然未變，但日記在許多方麵大大豐富了這方麵的知識，這對於作家擬訂長篇小說《白癡》的最初提綱時期的創作史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內瓦的生活比春季和夏季在德累斯頓與巴登的生活更單調。這裏沒有像德累斯頓那麼多的使安·格·陀感興趣的名勝古跡；也沒有像在巴登時那樣每天神經緊張，因為輪盤賭而飛升與墜落。交往原本就很有限，現在則僅限於一個奧加遼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長篇小說的緊張工作需要每天嚴格遵守作息製度，而無休無止的囊中羞澀限製了對任何新印象新娛樂的追求。也許，正因如此，一些生活瑣事便凸顯了出來，讓我們在這幾個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許多新的發現。
日內瓦時期的主題與在德國時一樣，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個卑鄙的共和國的資產階級生活”的厭惡。它不僅是上麵提到過的思想鬥爭的反映，而且還是對脫離俄國現實的恐懼，這迫使他每天從頭到尾閱讀兩份俄文報紙。這個恐懼感因為顯然不能很快返回俄國而更加強烈了——沒有錢，也沒有得到錢的希望，處於債務監獄的威脅之下，預計嬰兒很快就要降生。安·格·陀樸實而幼稚的日記在諸多地方展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種立場：在同生活在日內瓦的俄國女孩兒的結識中，這個女孩兒痛罵自己的膳食公寓，因為在那裏不許她講俄語；在一個俄國農民—英國水手斯佩欣的故事裏；在對日內瓦酗酒現象的反應中，共和國的全部自由似乎都歸結在這一點上了。還有許多其他問題。
在涉及僑居國外的俄國人——屠格涅夫、岡察洛夫、奧加遼夫——的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論和思想更為清晰；關於奧加遼夫，安·格·陀有這樣的記載，似乎發現他尚未聽說過長篇小說《罪與罰》：“……俄羅斯人，卻完全不了解俄羅斯文學……真是可笑的人啊，還出版俄文書，卻不了解俄羅斯文學和俄國的現實。”見本書頁441。
這幾個月當中的最大社會事件是9月在日內瓦召開的和平自由同盟代表大會，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是它的見證人。
拿破侖三世覬覦盧森堡，挑動新的戰爭威脅，在這樣的條件下，有共和主義與和平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發起召開和平自由同盟代表大會，它應當開成有力展示進步力量團結起來反對軍國主義的大會。然而，它的不徹底不明確的綱領推開了一大部分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出自各種原因，馬克思（原本打算通過第一國際總理事會對大會的綱領施加影響）與赫爾岑都未參加。赫爾岑不屑地稱大會為“和平小會”。路易·布朗和雨果也都沒有參加。誠然，奧加遼夫認為應該參加代表大會與它的領導機關。正是按照他的建議，如日記中看到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去參加了代表大會的一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