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與日內瓦全體居民一道參加了隆重歡迎加裏波第的大會。隻是到第三天，9月11日，偶然遇到的奧加遼夫告訴陀思妥耶夫斯基，會議自由參加，他們才去參加代表大會的會議。安·格·陀日記中關於這次會議的記載，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這次會議的信件的非常重要而具體的注釋。它澄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無可爭辯地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聽到巴枯寧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這樣一來，這次在激動的幾千人麵前的演說，便不是在斯塔夫羅金的形象中再現巴枯寧個性的最初推動力，像某些研究者所推斷的那樣。Л。П。格羅斯曼、В。波隆斯基，《關於巴枯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爭論》，列寧格勒，1926年；А。博羅沃伊、Н。奧特韋爾熱內，《關於巴枯寧的神話》，莫斯科，1925年；Л。П。格羅斯曼，《巴枯寧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28年，等等。這個迷誤的資料來源正是安·格·陀在《回憶錄》中錯誤地認定，他們參加了代表大會的第二次會議安·格·陀，《回憶錄》，頁168。，實際上他們參加的是第三次會議。
德累斯頓與巴登時期的日記給作家的創作史提供的東西很少。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安·格·陀的日記也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幾個月裏，他們之間關係的性質還在形成之中；不僅還沒有像未來那樣親密，妻子是他作品的第一個聽眾與批評者，甚至還不清楚這樣的親密關係將來能否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真正地接受她，在她身上還看到“許多稚嫩的二十歲的東西”。在德累斯頓尤其如此。與丈夫一道經曆過巴登輪盤賭的全部幾層地獄以後，他們的另一種關係開始逐漸形成。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表現出了罕見的堅韌與對丈夫的無限忠誠。因此在日記中，隨著時間的變化，他們的精神交流也日漸加強——在日內瓦比在巴登多了許多。1867年8月，在從日內瓦寫給邁科夫的第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比我了解和期待的要堅強和深刻許多，在許多情況下簡直就是我的守護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卷，第2冊，頁205。
第二，1867年春天與夏天，在德累斯頓和巴登度過的時間，如果不是創作的停頓期，也僅僅是內心工作時期，長篇小說《白癡》秋天在日內瓦的多層次構思此刻還在緩緩醞釀之中（“……然而有許多感覺，產生了許多想法”同上。）。關於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認為的：“我想此刻就開始工作，卻感到肯定不會順手，沒有那種感覺。我做了些什麼呢？混日子。讀讀書，寫點什麼，無聊得難受，然後是熱得難受。”同上。寫點“什麼”——指的是佚失的文章《我與別林斯基的相識》，它是在德累斯頓開始寫的，但隻是在日內瓦才全力以赴地寫它。А。С。多利寧推測，隨後其他一些研究者也這樣認為，這篇文章後來在《作家日記》中得到了間接的反映（《老人們》）——大概是以一種比較成熟，因而比較平和的形式。而當時，在1867年，撰寫關於別林斯基的文章在作家的思想與創作生活中是重要的，因而也是痛苦的曆程。“……這篇萬分該詛咒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9月寫道，“如果都算上的話，我寫了五次，這五次又全都打上了叉子，從頭再寫。”同上，頁216。這些寫作中的煎熬，我們在安·格·陀德累斯頓與巴登的日記裏見不到任何蹤跡：僅僅隱約提了一下口授文章的打算。在日記的日內瓦部分，這篇文章提到過幾次：這使人認識到它的寫作是何等困難，文章最後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口授完成，並打算第二天寄走，而新的修改又要求重抄幾乎半篇文章。關於文章的篇幅可以得出幾個結論，安·格·陀後來有不同的說法：一會兒是四個印張，一會兒是兩個印張。根據口授與修改占用的時間判斷，文章未必能超過兩個印張。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與邁科夫的信中也說兩個印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邁科夫關於這篇文章的通信中，清楚地表達了作家如何不能遂心如願地寫出這篇東西，他對自己作品的深深不滿，這完全符合閱讀日記時感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躁情緒，符合其中寫到的文章結束時的狀況，他如何迫不及待地要寫完這篇文章，不停地指責幫助他的妻子寫得太慢。這一切都完全不像安·格·陀在《回憶錄》中所敘述的那種從容情調安·格·陀，《回憶錄》，頁159—160。，——更不像在草稿中所寫的：“他告訴我，他高興有機會坦誠而自由地說出對別林斯基與西歐派的看法，對此他向往已久。”俄國立文藝檔案館Ф。212.Оп。1.Ед。хр。147.Л。149149об。
對於《白癡》的創作史，日記提供的直接證實材料也比較少。然而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活動的珍貴背景：這幾個月的印象在小說中得到了反映，而最初記錄在安·格·陀日記中的他思考的主題，他的情緒與意圖的變化，在日記中表現得那麼清晰，這是在任何文獻中所沒有的。日記中對他寫作小說有重要而明確的交代（“他愁得要命，因為他的小說寫不好，他擔心一月份之前來不及寄走”見本書頁460。），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他在報紙上讀到的與烏梅茨卡婭案件有關的報道的詳細記載，——這是轉述他直接印象的記載，至今我們知道的僅僅是其印象在小說提綱中的藝術變形，而重要的是提供了把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秋天的生活記述，同《白癡》的創作筆記本中包含的許多重要日期作對比分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