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了解，雙方委員會分別掛靠在中國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一些事務性的工作，都是由兩個外交機構的部門負責。而委員本身卻都是非官方人士，比如說前外交官、前政要、學者、企業家、媒體代表等等，涵蓋老中青的年齡層，有一定廣泛的代表性。按唐國委介紹，我們這些委員可以給兩國政府提供谘詢和建議，甚至可以要求兩國政府對中日關係的一些政策做出修訂。所以，這個委員會是一個以民間方式存在，卻又能影響到政府決策的組織平台。
第一次唐國委召集我們中方委員開會時，我有些誠惶誠恐，因為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前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周明偉，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前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總裁魏家福，前駐日本大使、前聯合國副秘書長、中方委員會秘書長陳健，前駐大阪大使銜總領事、中方委員會副秘書長王泰平，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劉江永，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薛偉，我在裏麵屬於年輕的小字輩。
聽唐國委跟我們做了一番陳述之後，我覺得作為新聞工作者，能加入這個組織也挺好，畢竟對於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個人有一些想法，有時候通過媒體報道未必能起到很關鍵的作用，多一個言論渠道，挺好的。另外，我也有個人小算盤，我想，既然我是中日21世紀委員會的中方委員，那我以後提出采訪日本首相或是重要官員的話，應該會便利很多，至少不會要查我老底、要我寫檢查吧。於是我欣然加入。
後來，我慢慢發現，這個委員會級別相當高，比如說，我們第五屆委員會首次會議開幕前，雙方委員都被召進中南海，在紫光閣受到溫家寶總理接見，還集體合影。第一次會議時，溫總理和當時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都發來了賀信，會議上涉及的問題，感覺也都是很重大的問題。所以我對這個委員會肅然起敬，重視程度大大提高。
當時，中日關係從小泉純一郎的冰點時代走出來之後，又經過了安倍、福田、麻生等一係列的動蕩，似乎需要盡快進入正軌，穩定發展。而且，中間也有過一些波瀾，比如我們的漁船在釣魚島附近被扣，船長被抓，日本首相又在曆史問題上有一些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言行，包括去參拜靖國神社等等，所以，我們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還頗受關注。
會議是在釣魚台國賓館開幕，日方首席委員西室泰三是東京證券交易所會長，在日本政界也很有影響力，進入分組討論後，唐國委臨時給我安排了一個任務：從媒體人、新聞報道的角度，談一談未來怎麼樣搞好中日關係。
唐國委是個非常謙遜的人，對人很和善，他第一次見我的時候，直接叫我“老水”，其他的委員都說：“國委，他應該叫小水。”唐國委卻說：“老水、水大記者，是我們這一屆委員會的秘密武器，是我們的眼睛、耳目，通過他的嘴，他的節目，能夠讓我們這一屆委員會在媒體報道上更為便捷。”
話語中顯然在高抬我，讓我有點受寵若驚。我當然也做了一些準備，對中日民間的相互交流，以及媒體、輿論上的問題做了一些梳理，我的感覺是，中日雙方相互的好感度很低，甚至與1998年我寫《日本，聽我對你說》時相比都有所退步，很令人擔憂。
日方的十名委員裏，也有來自各行各業的人物，有NHK的著名主播國穀裕子，著名作家井田次郎，還有一個宇航員，跟著美國的航天飛機去過太空，叫作毛利衛，名字跟我們的楊利偉還有點像。
會議開幕當天，雙方委員各自發言。日方有一位長穀川真理子教授，是研究曆史、人類演化的專家。她在發言時，一下子就把時間跨度扯到了80萬年前，講人類的祖先是怎麼回事，經過一代代遷徙，到了十幾萬年前，內容特別虛幻，似乎跟中日關係沒有什麼直接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