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發言的，是日本的宇航員毛利衛，這哥們兒又結合他上天的經曆，開始從宇宙談起了，宇宙有多麼廣袤浩大，有銀河係，有太陽係等等，隨即談到了人類環境有多麼珍貴，感覺就是顧左右而言他，沒在說跟中日關係有關的事情。
聽了幾位日方委員的發言後，我有一個感受，日方的委員們在盡量回避中日關係中，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就算曆史問題避開不談，哪怕談談如何搞好民間交流，東海油氣田的開發問題，包括日本對中國遊客簽證限製等一些實在的問題也好啊。但是，感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不談時事，不談問題，談天談地談人類。
倒是我們中方幾個委員，發言還算切中要害。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的副院長劉江永，是我做節目時經常采訪的嘉賓，也是日本問題的專家。他就慷慨陳詞，說中日之間這些年由“政冷經熱”到“政冷經也冷”，再到“破冰之旅”，“暖春之旅”這些節點，然後又有中日漁船事件，發展到現在的這樣程度，有一些什麼樣的言論開始出現。根據這樣的情況，他提出了一係列觀點和建議，說第二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雙方應該搞一係列的活動來紀念，將中日關係扳回正軌。其他的委員，也紛紛提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建議。
並非中方的委員比日方委員要高明，隻是在這個環境裏，似乎中方更積極一些，真誠一些，不像日方那麼閃爍其詞。小提琴家薛偉講了很多他去日本演出的故事，他和日本聽眾的互動，讓我們感到很溫暖。作家鐵凝講了她小時候的一個經曆，她奶奶說過的一些日本的故事，也很動人，但是日方好像沒有同樣熱情地回應，讓我覺得有些失落。
不管怎麼說，第一次會議總的來講，氣氛還是不錯的。會議的閉幕式是在揚州舉行的，那時正好是三月份，所謂煙花三月下揚州，閉幕式後，作為東道主，晚上中方在揚州國賓館的宴會廳裏請日方委員吃飯，宴會期間還專門安排中方委員做表演，我客串主持，大家互相傾訴中日之間的友誼，薛偉還專門請了他的搭檔一起，做了現場的表演。當時大家的感受，用唐國委的話說，有些“動人心弦”。
第一次會議，就在這麼一種“動人心弦”的氣氛中結束了，雙方相約明年再聚。然而從那之後，風雲突變，中日關係開始惡化。鳩山由紀夫的政策從所謂的向亞洲看，“重返亞洲”，演變成向美國看，重新一頭紮進美國的懷抱，提出了一係列圍堵遏製中國的政策。最後發展到，中日在釣魚島這個問題上僵持，日方參拜靖國神社，公然對南京大屠殺發表激烈言論，兩國關係全麵後退，甚至比小泉純一郎時代還糟糕。特別是釣魚島“國有化”，使得兩國關係雪上加霜。在這個進程當中，我們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正常工作，也基本上被迫停止了。
作為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中方委員，我是“不稱職的”。不稱職並不是因為我們疏忽懶惰不作為，而是現實的大環境造成的無奈。據我所知，唐家璿和中國外交部的人員，都希望在兩國關係困難的情況下，盡量實現委員會一年一次的雙方會麵。但殘酷的現實讓雙方都有所顧慮。釣魚島都被“國有化”了，我們還談什麼“中日友好”？誰也不願被當成賣國賊啊！
從一個記者的角度，我並不反日。相反，我真心希望兩國能做個正常的鄰居。在我看來，中日兩國不必總說什麼一衣帶水，源遠流長，也不用動輒喊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號。國與國的關係絕非喊點口號，或是簽一個聯合公報就能保證友好的。中日兩國的核心，是這兩個國家能不能保持一種正常的國家關係。而從邦交正常化曆經40年後，我們麵前一個淒涼的現實是，對待中日關係的出發點，中國沒變，日本卻變了。
日本社會正在向右傾化發展。主導日本的主流社會是全新的一代人，他們出生和成長於戰後。那是一個扭曲的時代，他們的國家戰敗了，美國人主宰了他們的命運，安排了他們所有的生活。這一代人對於那場戰爭有另一套理解，他們認為，日本當時是為了“大東亞共榮”，是為了解放被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壓迫的亞洲兄弟姐妹。日本當時並非戰敗，而是看到原子彈的威力之後為了避免民族生靈塗炭做出的明智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