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問題專家劉江永有一番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為什麼現在日本突然冒出這麼多對於曆史胡說八道不著邊際的言論，即我們所說的極右勢力？其實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此類言論在日本也很盛行，但是經曆了邦交正常化這一轉折點，兩國領導人排除困難，壓製了這種右翼思想。然後中日兩國開始經貿往來，日本也給中國提供了貸款和貿易機會，看著中國一步步發展起來，日本便出現了以恩人自居的態度。直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是由所謂日元貸款奠定的，中國能有今天離不開日本。反過來他們還會指責說，你們中國現在長大個兒了，發展起來了，就開始刁難日本，這是忘恩負義。而中國在迅速發展的這些年，日本自身卻出現了經濟低潮，於是當它發現它處於下風時，就開始擔心起來，認為中國是它最大的威脅。”
而我們恰恰相反，我們一直延續著田中角榮和周恩來所締造的，那種中日友好關係的界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唐家璿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他們內心會覺得，中日友好是幾代人用心血培育出來的一種關係，來之不易，需要珍視。簡言之，對於中國來講，你日本曾經侵略了我們，但是我們原諒了你，和你們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在很多問題上我們並不糾纏，但是我們會嚴守底線。在你不逾越底線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繼續發展外交關係。
所以，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我對日本卻又很反感。雖然，今天的日本社會已經變了，但我感覺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在骨子裏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他們依然仿佛還停留在甲午戰爭的時代，認為中國比它矮半頭，中國人好欺負，加上他們現在又有美國的保護，於是有恃無恐，釣魚島就是明顯的例證。
5.釣魚島會引發中日戰爭？
2012年，中日兩國圍繞著釣魚島的爭端全麵升級。中日之間可能爆發戰爭的說法也是鋪天蓋地。
其實，中日兩國關於釣魚島的主權爭議長期存在，隻不過，從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之後幾十年裏，由於兩國關係總體發展平穩，這個問題被擱置起來並不顯現。即便是兩國關係出現困難的時候，主要糾結的還是圍繞著那場戰爭和台灣問題。比如日本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和態度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問題，以及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種種小動作。
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完成的，它的重要性僅次於尼克鬆訪華和中美關係的解凍。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二十年裏，雖然我們和廣大的亞非拉“窮哥們兒”廣交朋友，但我們遭遇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封鎖、製裁和抵製。那個時候，我們迫切地需要打破西方的“筒子陣”，恢複在聯合國的席位，在世界更廣泛的範圍內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和合法性。
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國際安全和國際地位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麵，中蘇交惡，毛澤東擔心蘇聯入侵，選擇與美國進行接觸，中美關係從此解凍；一方麵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這兩方麵為中日關係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內閣更迭、對華政策調整的契機，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間外交，陸續邀請日本政界人士訪華，探索恢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徑。中方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謂用盡心思。為爭取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進行會談，中方與日本政界人士溝通闡明中方立場時，就盡量壓縮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條件，對於當時雙方立場差距過大的釣魚島主權問題、《日美安保條約》等問題則采取了擱置態度；同時為了爭取日方的支持，主動放棄了戰爭賠償的要求。而與田中政府進行邦交談判中，中方又做出了諸多讓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日本這個當時西方世界的標誌性國家向中國露出了笑臉，北京則以“快刀斬亂麻”的簡單化操作，迅速地和這個曾經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鄰邦，實現了“邦交正常化”。現在公布的史料和檔案都顯示，中國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戰爭賠款（當時估算是4億美元左右），換來了日本對新中國（包括台灣）公開的承認，和對當年那場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麻煩”的反省。除此之外，還有在那樣一個十年浩劫末期彌足珍貴的大量物質援助，以及後來助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日元無息貸款”。而在這當中，唯獨將隻有6.5平方公裏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爭議留給了後代。
當時，為了不讓這個一時難於解決的問題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礙，周恩來表示：“現在還是不要討論，地圖上又沒有標。出了石油就成問題了。”用當時周總理的話說，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如果沒法解決這個（釣魚島）問題，那就留給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吧。盡管如此，中日雙方還是搞了一個“君子協定”，即：中日雙方誰也不要改變釣魚島的當時現狀，不派人上島，不再在島上修建任何設施等等，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