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著“代差”，在我看來，西方和我們似乎就不在同一個星球上。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經怒斥法德等那些不願和美國一起打伊拉克的歐洲國家是“老歐洲”，但他自己卻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今天的西方國家整體上實際上是一個舊世界。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環保、開放的西方，也是一個我們許多中國人自認為了解、卻並不真正明白的天地。
1．歐洲真不行了？
2011年，我作為觀察員和記者，隨著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的七人報道小組，做了一次標準意義的環球旅行。我們從北京出發，一路向西，二十多天之後回到北京，繞著地球足足地轉了一圈兒，我的飛行裏程積分卡上也增加了四萬多公裏。
那次漫長的旅行，其實是一次奔波勞頓的工作。我們的第一站，是去法國的戛納，報道G20戛納峰會。之後從巴黎啟程，飛到紐約，再飛洛杉磯，然後轉機飛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魯魯”（Honolulu），我們去那裏報道APEC峰會（亞太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盡管這兩個國家，我都曾經去過，但戛納和夏威夷我卻從未涉足。出發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說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滿著“羨慕嫉妒恨”：“喲，水哥，終於不用去像什麼伊拉克、阿富汗這樣的地兒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氣的歐洲，風景如畫的海邊。”的確，著名影城戛納、風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們夢寐以求的旅遊勝地。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整個20天裏的采訪十分疲勞，甚至讓我感覺，比以前去戰地的艱苦采訪還要累。
我們並不是簡單去參加這個會，現場報道一些資訊，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專題片和直播連線。我們的小報道組沒有跟著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官方團隊，每一站，我們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達，在當地做大量的外圍采訪，去捕捉外圍的專題和新聞點。
2011年的G20焦點，我們預計一定是“歐債危機”。當時，許多歐美領導人時常把這個詞掛在嘴邊，已經成為全世界媒體談論的熱點話題。我們的新聞報道，肯定也要鎖定這個焦點，所以在來之前，我們有點閉門造車的，做了很多策劃方案和報道安排，預想的主要報道命題就是：“歐債危機”下的歐洲和“危機”陰影籠罩下的G20。
我們帶著關於這場危機的許多疑問，到了法國。美麗的影城戛納，20國首腦齊聚這座小城，安保之嚴格可想而知。我們聯係了尼斯市的市長，這次G20的主要單位作為采訪對象，還策劃了幾個很有意思的專題。比如采訪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視在“歐債危機”之下，酒店服務業的現狀；采訪救濟機構，想了解失業救助的情況，以此折射出“歐債危機”的真相等等。當然，還有當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會主題相關的一些采訪，包括中國代表團的一些成員，比如當時財政部的副部長朱光耀、著名學者樊綱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意外收獲了一個重要采訪。到達法國之後，台裏的主編打電話告訴我，比爾·蓋茨的“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通過北京辦事處找到我們欄目，點名找我：“聽說水記者到了法國戛納，我們的主席比爾·蓋茨也要參加G20峰會，希望在峰會期間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訪。”
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現在，我前前後後采訪過比爾·蓋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團隊都非常配合，但像這樣從美國致電到北京，再越洋指揮到戛納，點名要接受我采訪的情況，還是第一次。一方麵可能是經過多次交流，比爾·蓋茨對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麵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電視台的平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使我聯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訪阿拉法特時的一件事。在采訪之前，阿拉法特的秘書說主席還有一點事務要處理一下，讓我們在秘書的辦公室先等一等。我沒事就站在那兒四處打量，看到文件櫃的格子裏，放著很多文件夾和錄像帶，標簽上寫著：《紐約時報》采訪複印件、CNN采訪資料、BBC采訪資料之類，顯示了他們對於國際媒體的重視。在此之前，我已采訪過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沒有我們CCTV的資料，可瞪起眼睛搜尋了半天也沒發現。
我跟那位秘書開玩笑說：“我們CCTV也采訪過阿拉法特主席，怎麼沒有我們的資料呢？”
秘書有些尷尬，說：“CCTV不常來我們這兒啊，我們的主席很願意接受你們采訪。”
我立刻說：“不行，這次采訪完之後，我一定要給你一盤錄像帶。中國的新聞媒體現在越來越關心國際大事，我們也很關心巴勒斯坦的事業，你的書架上一定要有我們CCTV的標識！”
這個細節令我頗為感慨，雖然當時CCTV的采編手段和視野都趨向廣袤多元，但是在整個國際上，特別是與西方媒體相比，我們還沒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就連我們多年給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國家，也並不關注中國會怎麼想、中國會怎麼說，他們更關注的是西方媒體對他們的評價，也更願意向西方媒體傳達他們的聲音。而這些年，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也越來越重視中國的市場，越來越注意與中國的溝通，開始主動向中國的媒體發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