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李倫說出這四個字，我感覺胸口就像被重重地擊打了四次。“話語空間”，這四個在陳虻彌留之際還在念叨的字，其實濃縮了我們這一代電視新聞人，十幾年來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標。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陳虻在內的一群年輕人，或舍家拋業，或義無反顧，或慕名而來，或誤打誤撞，懷著一腔熱血和對新聞事業的理想，加盟到中央電視台大旗下，在《東方時空》這艘快艇上打拚。陳虻就是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質、理想以及執著，代表著我們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標——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以及在新聞節目中表達真實的“話語空間”。
不幸的是，就在陳虻離開前後的那幾年，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們對“話語空間”的追求，遇到了有形無形的壓力與扭曲，我們的空間開始四分五裂，我們的隊伍變得分崩離析。有細心的記者當時寫道：2008年，中央電視台迎來了50周年台慶。這一年，陳虻熱愛的（也是工作了十幾年的）新聞評論部解散，部門重組。也是這一年，陳虻走了。
《東方時空》的另一位創始人，《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長地寫道：我們是戰友，你走了，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現在戰友沒了，戰壕也沒了，衝鋒也沒了。
生活不規律、過度勞累、體能透支，幾乎是我們這些人的通病。我們也時常抱怨沒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機器一樣，活著幹，死了算。但陳虻的離去，似乎又不僅僅是因為工作的重壓。看到他離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聯想到了他在職業理想與現實境遇間的輾轉。所以，當時在我們對他的追憶中，在我們的熱淚和哀悼中，我們更傷感於一代電視人的青春遠去。我們的眼淚，為陳虻而流，也是為自己而流。
正是夾雜了這樣一種悲情色彩，陳虻的去世和之後的告別儀式，當時在社會上產生了轟動，很多新聞業同行們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鬆寫到的那樣：“好像所有人都說一個時代結束了。是這樣，但又不是。這次因為陳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發這樣大的情感，我感覺這可能並不僅是對一個時代結束的感傷和喟歎。我們骨子裏是因為眼看著一個兄弟就這麼倒下了，而你無能為力。”
陳虻是《東方時空》的創始人之一，《東方時空》子欄目《生活空間》的製片人，後來成了新聞評論部副主任，算起來是我的領導。我們倆年齡相仿，經曆雖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軌跡差不多。我們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學，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別參加工作，所以我倆更多是以哥們相稱，關係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賞，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記憶中，在《東方時空》初期，我還找陳虻走過“後門”。
我在《焦點時刻》當記者時，去濟南采訪報道，在那兒認識了濟南電視台的一個女記者。她跟我們合作做了一期節目，反映濟南工商銀行一件好人好事。這個記者後來就跟我變成了朋友。她當時很有抱負，但對新聞報道不是特別感興趣，特別熱衷於拍紀錄片、專題片、電影。她把《生活空間》看了很多遍，覺得這個欄目特別好，也是能夠實現她抱負的一個地方，而且她對陳虻當時也是如雷貫耳，想要拜他為師。
這位女記者後來到北京找到我，問能不能幫忙讓她見一下陳虻，看看能不能將她從濟南台調到中央電視台來。我答應了她去問問看，然後就給陳虻打了個電話。陳虻很客氣，問：“水兄，有什麼事？”我向陳虻推薦了一下這位記者，他說，要到我這兒來，調進來是肯定不行的，現在我們用工製度就是這樣，要不然這樣，我這邊可以先接收她，實習也好，臨時在這兒來幹也可以。
那個時候我們各個欄目有權自己聘人，隻要部門認可就行，不像現在必須得是央視台聘或是企聘。陳虻答應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說：“水兄你推薦的人肯定差不了。我們現在做紀錄片的隊伍太小了，我們需要盡可能的壯大我們的隊伍，多多益善。”
那個女孩在陳虻那兒幹了一段時間之後，毅然從原單位辭職，加盟了《生活空間》。之後，她一發不可收拾，頻頻捧得各種獎項，先是我們部門的金獎，後來是台裏的金獎，再後來在國家級甚至國際上都在不斷地獲獎。陳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這女孩真不錯，是非常優秀的編導。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當年那個隻身來北京，通過我投奔陳虻團隊的小姑娘，已經成為一個名氣很大的電影導演了。她就是李玉。
後來評論部分了又合，《東方時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與他見麵更少了，但見麵一定會聊兩句。
再後來，我們搬到了“南院”（央視新聞評論部臨時辦公地，因位於電視台以南故而得名），陳虻則成了評論部副主任。當了領導，他開始值班，經常審片子，包括我們的節目。這時我才老碰見他。他經常叼個煙，一頭長發出現在南院某個合成機房裏麵，身後站著一二十個人，在那裏侃侃而談審片子。那些年輕的編導一個個畢恭畢敬，眼睛裏充滿崇拜之情，聽陳虻給他們講電視台的故事，以及做電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