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們在南院食堂吃飯，大夥都吃完了，這時候才看見他一個人走進來，弄點剩菜剩飯胡亂吃點對付一下。那時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時常提醒他注意飲食，而他總是敷衍地一笑，說，嗨，沒辦法，片子晚上播，審完他們好編（輯）啊。
我們算是《東方時空》的老人，經過十來年的曆練，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陳虻過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種對電視特別癡迷的人，優雅、執著，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認可，但和他一級平輩同等貢獻的人來比，陳虻在升職上總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時擔任領導崗位的很多人早已經升遷了，但他還是在一個很基層的單位當個副職。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幾年，他才被提拔為新聞評論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後。
我並不關心這些官場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裏。我感覺他沒有被重用，內心有些失落。因為在我看來，他總是一副鬱鬱寡歡的樣子。有一年台裏搞部門主任年終述職，我們這些欄目製片人要參加。那一年是陳虻最鬱悶的一年，具體原因我並不清楚，但肯定是因為工作，以及他個人的境遇，還有身體狀況。
輪到陳虻發言時，他拿出了事先寫好的發言稿，那是三張稿紙，上麵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寫的發言內容。他在發言中詳細列舉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審了多少片子，糾正了多少錯誤，開了多少會，負責了多少特別節目的策劃、製作、播出，等等。之後，他話鋒一轉，對當時節目的狀態，對一些製度、人事等方麵存在的弊端和問題，以一種特別巧妙的方式，進行了委婉的批評。那口氣有點春秋筆法的意味，聽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對現狀並不糊塗，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個懷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發自肺腑的。
述職會後，我在電視台門口碰到正在抽煙的他。我湊過去跟他說：“主任剛才的講話很有個性啊！”他說：“我把我想說的說了，人家聽不聽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這麼回事了。”
其實，我心裏明白，陳虻才不是那種“我說了，你愛聽不聽”的人。他的那句在他離世後廣為流傳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寫照——“不要因為走得太遠，以至於忘了自己為什麼出發”。崔永元和陳虻是多年無話不談的好哥們，他有幾段話寫得非常好：
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長頭發、他的箴言一樣的話語風格，讓人誤以為他是活得非常逍遙、豐富的人。其實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別單調。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試圖把這種工作方式總結成切實可循的經驗，其實那裏麵無技巧可言，完全是個吃苦受累的活兒。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從那時開始過度消耗的。陳虻不光是欄目的負責人，他像一個主講，像一所學校，培養了一批有這樣的理念、意識、能力的人。一旦他們愛上了，就會堅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體不行，哪怕累死。一個人學著幹點寂寞但有意義的事，別天天想著幹點什麼來換什麼，別天天想著取悅誰，討誰高興。別抖小機靈，老老實實在節目裏賣傻力氣、下死功夫——這些是陳虻教給我們的。
他是從基層幹起的，懂得普通編導的艱辛。還有一點，他敢擔責任。當官與創作，他知道哪個更重要……如果陳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華，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裏有一幫總給他惹麻煩的同事和兄弟，這些總在試探話語邊界的朋友、哥們兒、同事斷了他的官路。
不久之後，我對自己在央視，在新聞評論部的存在也產生了彷徨。有個下午我看見他辦公室的門開著，陳虻一個人坐在那兒。我說：“我進來跟你聊聊？”他說：“行！”於是，我倆點上煙，那天下午聊了很長時間，關於人生，關於我們當時所處的一個環境，包括我們對新聞的一些看法，我發現我倆很多看法非常的接近，或者更準確地講，我更接近他的一些想法。
那天我還跟他談到一個意思，我說覺得很苦悶，看不到未來的路，怎麼發展，“你有什麼招沒有？實在不行，要不我辭職跳槽，不幹了？”我跟他說。因為當時我確實覺得好像幹得沒啥勁，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對前景產生了一些迷茫。
陳虻很語重心長：“哥們，這件事一定要慎重。”他說，央視這個平台其實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個大平台，一旦失去這個平台，你會發現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如它。我們現在所感覺到的種種限製和無奈，正是立於這個平台要付出的代價，沒有任何東西是完美的。”
“央視，你要看到它可取的一麵。”他說，“隻有在這裏，你們才稱其為水均益、白岩鬆、崔永元。設想一下，你要是在一個地方台，恐怕很多年你根本都混不出來。你沒有這樣一個平台，就沒有這樣一個影響力；你沒有這個影響力，很多抱負其實是很難實現的。你想象一下一個地方電視台，還別說省級台，假如是市級台，甚至地區台，怎麼可能把你派到伊拉克？你怎麼可能一天到晚代表中國去采訪這個總統、那個總統？你在這兒已經奠定了基礎，未來的路和前景還是有的，隻要堅持，肯定還會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