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陳虻之間的這一番“心靈對話”，幫助打消了我的彷徨。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勸導。我也用懷念戰友的方式來記住陳虻，因為他不光是我們的一個同事，更是一個戰友，是我們的一分子。他身上凝聚了很多我們想表達的東西。我認同那種豐碑的說法，他用年輕的生命，鑄造了我們不息的追隨和懷念。
陳虻的離去，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的離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讓我們停下來追憶，就感覺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也隨他遠去了。
但是一個人對喜歡的事業，新聞也好，電視也好，是不會停止追求的。每當懷念起陳虻，都會給我某種激勵，想著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視的、等同生命的事業，做得更好一點。這是對自己的一種安慰，也是對陳虻的一種安慰。
5.我的月薪26萬？
大概是從2006年起，網上開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傳一份央視名嘴的收入榜單。在這份榜單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還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單上說，水均益的月薪是26萬！
剛開始，榜單上說的還算靠譜。上麵說，我們央視的十幾位著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種津貼、服裝費、化妝費等等）能達到近30萬。老實說，按當時的具體情況，這個算法倒是不假，因為從2004年開始，電視台開始實行了一項激勵製度，每年評選優秀播音員主持人，根據評獎發放津貼。
當時每年評十個甲級優秀播音員主持人，每月發15000元補貼，十個乙級優秀播音員主持人，每月發10000元補貼，但這都是稅前，還要交大概40%的稅。評選的標準是根據一年來，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欄目的質量，包括知名度，對央視的貢獻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連續三年被評選為優秀，兩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術職稱是高級編輯，按當時電視台的工資標準，一個月的基本工資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國家規定的補貼，一年下來能有八萬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評為甲等的話，一個月稅後還有一萬多元的獎勵津貼。另外，電視台每年還會有年終的廣告提成、年終考勤等獎金，雜七雜八加起來，就能拿到二十五六萬。所以，第一次看到這份榜單，我老老實實默認了。
但是很快，網上的這份榜單就漲價了。年收入變成了月收入，而且還漲了價，說我月薪有28萬，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為我是正高職稱吧。其實，我這個業務職稱跟工資沒有太大關係。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份榜單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複活”一次，在網上，甚至一些有影響的媒體上，會流傳一段時間。每次“複活”，編造者都會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質斌，後來邢質斌退了，就變成羅京，後來羅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過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為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人，無論是電視台有關部門，還是媒體，也包括我們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來質疑這件事。我有時會私下跟朋友拿這份榜單調侃，朋友們聽了實情恍然地說：我們也一直想問，就是不好意思呢。因為這個，不知情的人會真的覺得我特別富有。
有一次，我母親家的一個親戚，打電話找我們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萬塊錢啊，家裏現在蓋房子困難……”
我母親就覺得奇怪：“你怎麼想起來跟我借錢，我現在還讓子女養著呢，哪裏有錢？”
人家就說：“哎，你小兒子一個月能拿三十萬呢。”
老太太說：“你胡說八道，聽誰說的。”
“網上都在說呢！”
就這樣，一份子虛烏有的收入榜單以訛傳訛，一傳就傳了六七年，直到今天。說它造成了多大傷害，倒不至於那麼嚴重。但客觀上它讓社會上對央視的主持人有一種富人的錯覺，認為我們這些人開著幾百萬的跑車，住著豪宅，穿得珠光寶氣，出入高檔場合，一副“高端大氣上檔次”，新“土豪”的形象。其實，我們真的是比竇娥還冤。
很多人拿我們和影視歌明星以及一些地方台或者是自由職業者的主持人相比，認為我們可以代言做廣告，可以走穴參加各種商業活動掙出場費。事實上，央視從來就是明令禁止主持人播音員做任何廣告代言，也不允許我們參加商業活動。對於一些社會活動，也有嚴格的審批程序。當然，迫於生活的壓力和抹不開的情麵，我們偶爾也會“鋌而走險”一把，撈點外快，掙一點“灰色收入”，補貼家用和個人開支，也被領導點過名，批評過。
我無意在這裏哭窮，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雖談不上家財萬貫，但也算不上央視最窮的主持人。我從不抱怨生活，相反一直心存感念。沒有央視這個平台，我恐怕連目前的生活都無法承擔。我也從不奢望擁有更多，更不會毫無意義地去跟這跟那攀比。對現在的生活，我很滿足，因為，人的一生，並不是用物質來評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