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上哪兒去了？”水均益還在央視。這些年，我隨著節目的起伏在起伏，隨著電視台的變化在變化，有時會感到彷徨、迷惘，甚至無奈。觀眾覺得我們風風光光在台前，其實我們為了每一期節目都傷透腦筋，甚至於像小崔那樣，經常有抑鬱、失眠的情況發生。作為央視的一員，要在這當中拚出一片天地，的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過草地，曆盡艱難。所以現在想一想，我今天還有欄目在播出，有欄目去主持，還能在中央電視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個角色，已經算是運氣上佳了。
8．夜總會風波
那件事，我將其歸為“心中的痛”，在一段時間裏，它對我而言的確是一種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個大坎兒。倒不是說這件事本身有什麼過不去的，而是它引發了我對自身和所謂名利的反思。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我由於不願理會炒作和擔心更大負麵影響的顧慮，而選擇了沉默。後來，媒體采訪我也好，一些場合偶爾提及也好，我都不願多說，不想回應。但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將它原原本本地還原一下，也算不上什麼澄清，就是給自己內心一個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從伊拉克回來剛一年，經曆了最大的讚美和最洶湧的詆毀，內心有許多遺憾、委屈和不甘。回來之後，當我把鎖在辦公室抽屜裏的“遺書”撕掉後，有了一種撿回一條命，重獲新生的感覺。我忽然覺得，應該活得更灑脫一些，超越一些。於是，我對自己的約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鬆，在某些場合有意無意地“放縱”自己。
比如說，跟朋友聚會的時候，我會選擇多喝兩杯，有時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個想得開的人，但也會有糾結的時候。生活裏各種煩心事，工作上壓力山大，我也會突然有那麼一刻，像是鑽進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內心的五味雜陳。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態。
5月，春暖花開之際，我準備出差去杭州參加一個世界園林的高端會議，約訪聯合國人居署的官員和幾位世界級的園林設計大師。臨行前一晚，我參加了一個朋友聚會，吃飯時喝了點酒。因為第二天早上要趕飛機，所以我想就近住在辦公室。
正在吃飯的時候，一個甘肅老鄉聯係我，說老家來了朋友要見見我。我說，我明天要出差，現在還在聚會，沒有時間。這位老鄉是畫國畫的，在北京的藝術圈裏小有名氣。他說，這兩個老家的朋友大老遠趕來，也沒什麼事，就是特別崇拜我，想見見我，稍微晚一點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絕，就答應說，晚一點，等朋友聚會結束之後，我們找個離中央電視台近一點的地方，坐下來聊聊。
他們選的地方，在航天橋附近一個酒店的夜總會，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這邊朋友聚會散得晚，10點多結束後，我就往他們那邊趕，到的時候已經差不多11點了。我和一個新華社的朋友，加上三個甘肅老鄉，一共五個人，要了點水果，還點了酒。我本來說剛喝過了，就別再喝了吧。他們說，要不再喝點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掃興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們先要了一打，喝完後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著聊著，談天說地，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到了快淩晨1點的時候，差不多盡興了，就說結賬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產生意的老鄉請客，服務員拿著單子來結賬時，他一看單子就說：“你們怎麼收費的，怎麼這麼貴呀？”那服務員說：“我們這兒有最低消費。”他有些不理解：“再怎麼最低消費，我們就點了兩個果盤，24瓶小啤酒啊。”我湊過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還是六千八，的確是貴得有點離譜了。
那位老鄉很為難，也有點生氣，雖然外地人來北京，對於挨宰這件事多少有點思想準備，但挨這麼狠一刀，心裏肯定有點難以接受。我那天其實並沒喝多，人還算清醒，就是多少有點小興奮。剛開始我並沒有接這茬，但那位畫畫的老鄉很生氣：“你得說清楚，賬單拿來看一下。”一筆一筆看過後他說：“不對啊，這啤酒怎麼這麼貴啊，一瓶快100塊了，在哪兒也沒有這麼貴的價錢。就算你是夜總會，我們隻是唱歌喝酒，也沒幹別的，你收這麼貴沒道理。”那個服務員小夥子也很為難，隻說單子上就是這樣。我那老鄉就說：“不行，把你們管事的叫來，這事得說一下。”
小夥子出去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來了一個經理模樣的年輕人，我老鄉跟他理論說，這賬不對，有點宰人。那小經理就說，我們這兒是五星級酒店。一開始還都在解釋，但是說著說著，也就有點不太客氣了，因為西北人說話比較直，激動起來也有點罵罵咧咧的。那位小經理覺得有點受到了侮辱，就說：“你不能罵人啊。”我們這老鄉氣也上來了，說：“什麼時候罵你了？我就跟你說這個事。”一不留神，有些國罵色彩的詞兒就出來了。
我本來沒有參與爭論，但那個小經理說了一句：“你們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級飯店那不就這個價嘛。”我一聽這話就有點生氣，一拍前麵的茶幾，罵了那小夥子一句：“你什麼狗屁經理，客人跟你理論，有你這麼跟客人說話的嗎？什麼叫消費得起，五星級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費這麼高，拿到物價局能批嗎？說難聽點，曝一下光你這受得了嗎？這收費標準你得說清楚啊！”那位小經理可能情緒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樣，也愈發覺得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