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們還要趕著去杭州采訪，我也來不及再多了解什麼了，就趕緊給家裏人打電話，先給他們打打預防針，說昨天是怎麼回事，起了點糾紛，但不是像媒體說的那樣“大鬧夜總會”，我是潑了酒，但是我沒有動手打人，讓他們千萬別偏聽偏信，也別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之後，我把手機關了，專心投入采訪。
等到采訪結束，第二天返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看到，幾乎飛機上所有報紙都在報道這事，有些甚至於大半版都是這事，說得有鼻子有眼，又采訪當事人，又采訪警察，仿佛這是一件天大的醜聞。那是2004年，要是擱在今天，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摻和，可能更了不得。幸虧當時那些記者不知道我父母家的電話，要不然，二老恐怕不得安寧。
回到北京之後，很快台裏也都知道了這件事。大概是因為當時我的名氣也正在如日中天的狀態，所以一出事，也被推到了風口浪尖。那時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力度和烈度很大，持續了兩三個星期，天天都堅挺著在網站娛樂新聞的頭條掛著，絕對不下來。當時我還在自嘲，人家歌星打榜幾天就下來了，我持續“打榜”，熱度不退。而且很多媒體還不罷休，拔出蘿卜帶出泥，把關於我的各種事也揪了出來，甚至把我女兒的照片都登出來了。
事情鬧到這麼大，台裏也很重視。央視當時的台長趙化勇特意找我了解情況。央視的職工在外麵出了事，實際上不光是你個人的事，還影響到整個電視台的聲譽。在趙台辦公室，我一五一十地把這件事說了一遍。當時事情已經出了一個星期左右，正炒得如火如荼，很多親友都打電話來問，到底是怎麼回事，網上跟帖也很多，我感覺到莫大的壓力。
我很動感情地對台長說：“希望台裏能夠相信我。首先，我絕不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其次，我好歹也是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會是一個道德敗壞的人。我所說的這些，全部都是事實。當時的確是事出有因，我覺得是在仗義執言。當然，我的舉動是不好的，但是就這麼件事，為什麼會有人主動捅給媒體，會被拿來大做文章？這個問題，我不敢妄自猜測。但是我請台裏相信我，並且給予我支持，任何人找我，我都不會接受采訪，對於此事我就此貼上封條，他們愛說成什麼樣就說成什麼樣，說破了天我也不回答。隻要公安部門認為我水均益沒有違法，那這件事就沒問題。”我也很誠懇地跟趙台表達了我的反思，“作為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或者算是央視的形象代表，這對我而言是一個警鍾，以後在外麵無論吃飯、喝酒還是見朋友，我都應該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趙台當時表示很理解我，安慰我說：“現在有這麼一種趨勢，就是拿中央電視台說事，哪怕你在央視就是個普通的記者編輯，但凡有點什麼事，都會上升到央視這個平台上來。感覺就是說，央視你是電視行業老大，有壟斷地位，你應該是十全十美的，不應該有絲毫問題。隻要央視的任何人有任何風吹草動，馬上就會引發輿論風波，甚至添枝加葉，怎麼惡劣怎麼說，以此抹黑央視的形象，讓老百姓覺得央視以大欺小，無惡不作，從而產生厭惡感。所以，台裏的壓力也很大，遇到事情也很為難，台裏絕對信任你們，但作為主持人，你們在外麵還是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
後來，很多人，包括以前新華社和《東方時空》時期的老領導老朋友也都打電話安慰我說：“小水，我們有數，你也別往心裏去，但是以後啊，盡量別去那種地方，更別喝酒。”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這件事慢慢平息了。但今天想起來，我仍然有種鬱悶和心痛的感覺。因為當時造成的負麵影響確實很大，讓很多人覺得，電視上看上去很正人君子的水均益，怎麼是這麼一個形象。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覺得我無理取鬧。現在，我想盡量客觀地陳述一下這件事。我承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確實有些激動，有些過激的行為。在後來的很多報道中，那個被我潑酒的小夥子始終沒有露麵，也沒有接受過任何采訪。將近十年後的今天，我借這本書的出版，想跟那位不知姓名的小夥子說聲對不起。我還想對他說，在當時的情況，我作為一個央視記者，一個所謂的“名人”，讓他下不來台，他心裏一定也很不好受，同時我也很感謝他，因為在當時的狀態下，他三緘其口，沒有給那把火再添柴火，火上澆油。
9年過去，如今我捫心自問，那段時期，的確是段輕狂歲月。和朋友一塊喝多了的事兒，時有發生。有一次，我跟朱軍、呂繼宏等老鄉在蘭州家鄉團聚，喝得酩酊大醉，大半夜我們三個人坐在馬路牙子上吹牛。類似這樣“放縱”自己的時刻，不出事就沒事了，萬一出了事，往往就是負麵新聞。
因為，我不再是上小學時的兒童水均益，也不是上大學時被稱為“自由戰士”的水均益，也不是在新華社時跑到開羅闖人家軍營的水均益，我現在是被稱為“央視名記”的水均益。作為一個名人，我應該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甚至要換一種活法，要活在社會營造的所謂名人空間裏，出行時應該盡量偽裝自己，不要讓別人認出來，或者讓媒體捕捉到私生活。哪怕我隻是帶著老婆孩子逛商場，也可能會出來一條“水均益攜陌生女子逛商場”的新聞。在當今這樣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網絡真假難辨的時代，往往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足以掩蓋所有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