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樣的事，我最近就遇到過。我和我愛人去外地參加一個婚禮回來，在機場被“娛記”跟拍了。那天我們下了飛機，已經快晚上八點了，還沒吃飯，正好機場停車庫地下有個永和豆漿店，我們就在那兒吃了點東西。跟拍的記者不說我怎麼艱苦樸素，倒是把這一路全程拍下來，然後起了個標題，“水均益攜陌生女子現身首都機場”之類，說我最後返回到一個豪華別墅。我住的那地方哪裏算什麼豪華別墅啊，了不起就是個公寓樓，在北京的樓盤裏屬於非常普通的。但人嘴兩張皮，他這麼誇張，你也拿他沒轍。
包括我大女兒拍了點藝術照，朋友間傳來傳去，不知怎麼就傳出去了。然後就起了標題“水均益漂亮女兒曝光”，貼到網上去了。我看了以後是美滋滋的，我相信我女兒看到後也美滋滋的，但是沒準網上跟帖就開始罵了。現在的言論環境，作為一個名人，麵對的媒體並非都是客觀、公正、善意的。我是搞新聞的，其實最明白這個道理，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算新聞，所以明星做公益活動一般沒人報道，但要是有一點醜聞、緋聞，哪怕是捕風捉影，立刻就傳開了，攔都攔不住。
現在我愛人去商場啊，看電影啊，我都讓她自己去，帶孩子上醫院，能去的時候我盡量去，但有時候我也覺得算了，還是讓家裏人陪著，因為保不定又被鏡頭對準了。我生了對雙胞胎，網上又是一通沸沸揚揚。很多事啊，我覺得很無奈，其實我根本不算什麼超級明星，充其量小有名氣，但即便如此，都會有如此這般的關注。有時候我想，做一個普普通通、默默無聞的記者多好，遠離名利的光環，沒人認識，愛幹嗎幹嗎，在大街上喝醉了，像侯寶林相聲裏說的，讓救護車來軋你也沒人理你。但這就是一個悖論，選擇了這種高曝光的職業，你就應該準備好，可能就要失去一些東西，付出一些代價。
有一年我回蘭州老家探望老母親。老人家說她想去看望一個小學同學。老太太身體不太好，腿腳也不太利索，我就給一個做房地產的朋友，蘭州大學的同學，打了個電話，讓他幫我弄輛車代步，這哥們兒就把他的一輛寶馬轎車派來了。結果第二天，報紙上又登了張照片，寫著“水均益寶馬送母親”。典型的標題黨，娛樂至死啊！
他故意就說得這麼模糊，也不解釋，讀者既可以理解為，水均益買了一輛寶馬車送給母親，也可以理解為，水均益用一輛寶馬車送母親去哪裏了。我趕緊讓家裏人把那報紙藏起來，老太太眼睛還好使著呢，要讓她看到，心裏肯定七上八下的，會想很多。有些事，的確會影響到親人朋友，無形中對他們造成傷害。我很害怕這種情況出現，所以隻能認命，近年來一直奉行盡可能低調的原則，除了中央電視台的工作，有些張揚高調的事，我能躲就躲。
這些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的處世哲學。我逐漸覺得，除了必須承擔的那部分，其他時間，我不願意做一個經常在聚光燈下，被關注的人，我不願意有關我的新聞，無論是正麵還是負麵，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如果你關注我，就去看我的欄目，看我的采訪，如果不關注也好，各安其事。因為，經曆了這些事之後，我覺得麵對社會輿論，尤其是娛樂八卦的包圍，所謂名人其實處在一個劣勢，很多時候是有口難辯的。當然，我能理解社會、媒體對名人的關注，尤其是監督，所謂“出得了多大名，就挨得了多大罵”。頭上有了光環，就應該有擔當。說實話，有時候我還是享用著出名帶來的“便利”。在今天的中國，資源緊張，競爭激烈，你是個名人，家人看病、孩子上學、托人辦事，凡此種種，都會或多或少受到些關照。這種時候，你偷著樂還來不及呢，還能有抱怨？知足吧！
今天，如果我們把一位1984年的記者和一位2014年的記者放在兩張畫麵裏，兩者的區別不是黑白電影和彩色電影的區別，他們更像敦煌壁畫和3D的《阿凡達》。
從采訪本到今天的多媒體、數字化、智能，以及藍光盤、微信等等，傳統意義上的傳播幾乎被新技術所顛覆。
今天的記者不再是個專業性很強的職業，新聞也仿佛回歸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並開始在一些特定時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