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正在發生著巨變——一場大變革。我把這場大變革稱之為一張小小芯片帶來的巨變，而這場變革的標誌之一，則是中國的迅速崛起。
1996年，我積攢了一筆錢，八萬元人民幣。當時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買輛車。八萬元在當時對我是一筆巨款，但離買輛車還差很多，那個時候一輛普通小汽車至少需要十幾萬元，而且也不像現在可以到銀行去貸款，那個時候中國的銀行還沒有開始分期付款的業務。在我猶豫不決，左右為難的時候，當時我在《焦點訪談》的搭檔，編導蓋晨光強烈地鼓勵了我。他說，買，哪怕借錢也買。“汽車將會使你的生活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正是他當時這句擲地有聲的話，堅定了我的決心。於是，我找朋友又借了八萬元，湊齊了十六萬，買了一輛捷達。
當我真的開上了那輛白色捷達之後，我發現“蓋導”（蓋晨光）說的是對的。我的生活無論在空間、距離、時間上都有了一種質的變化。連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變了，變得更開闊、更自由，當然也更忙碌了。
其實，那輛小汽車隻是人類工業革命的一個小成果。當今天，中國人開始集體感受這種“汽車效應”的時候，另一場更大的革命，一場影響無處不在的大變革正在我們身邊演變。我們正進入一個數字化網絡時代：微博、微信、淘寶；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也許這個時代的特點是碎片式的和小眾化的，但它帶來的衝擊卻是顛覆性的。這場發源於一張電子芯片的變革顛覆了小汽車時代所構建的所有模式，並且它正在悄悄而迅速地向四處蔓延。不要以為這場變革隻是技術層麵的進步，或者隻是時尚青年們上上網、發個微博、玩玩微信那樣的“小資”情調，看看美國如何打伊拉克和利比亞你就會明白它的威力。它像一個神奇的煉丹爐，改變著人類的思維定式，重新規劃著今天的世界格局。它讓媒介的力量變得空前強大而又無比脆弱；它讓國與國之間緊緊依偎而又同床異夢；它讓好人壞人、強者弱者、領袖與無賴悉數登場，卻並不刻下他們的名字。我們的時代正在改變著一切。
就是在這樣一個小時代，中國偏巧趕上了一個大機會，一個再度崛起為堂堂大國的機會。這個機會當然不是別人為我們創造的，也不可能是免費的。對中國來講，這是幾百年來最好的時代，也是危機四伏的時代。我們埋頭苦幹，省吃儉用，用了幾十年攢足了錢，準備好好享受一番“老牌帝國主義”們玩剩下的好東西，卻發現周圍是一雙雙綠瑩瑩的眼睛，緊張而不懷好意。我們在追逐一個夢想，而“老牌”們玩的卻是“盜夢空間”。我們像個新“土豪”，殺豬宰羊宴請賓客，卻發現周圍四鄰築籬放狗，磨刀霍霍。於是，我們開始困惑，是我們不了解世界，還是世界變化得太快。
1.從采訪本到微信
1984年我被分配到新華社上班時，領到的惟一一件辦公用品，就是一本印有“新華通訊社”字樣的采訪本。那個時候我們出去采訪，全憑一個采訪本和一杆筆，從未接受過新聞專業技能培訓的我，隻能發憤圖強學習速記，因為那個時代錄音機還是奢侈品，更別說像現在的數碼錄音筆了。
2013年，我隨隊重返巴格達。報道組裏一位年輕的記者，曾在利比亞戰爭中報道出色的何潤峰（此前供職於鳳凰衛視，後被央視挖來），使用的裝備是可以隨時隨地上網的智能手機、數字化攝像機、用於儲存拍攝的影視素材的專業硬盤——藍光盤，以及一台像手提電腦一樣的數字編輯係統。
攝製組的幾個年輕同事，在入住巴格達酒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設無線路由器，開通央視赴伊拉克特別報道組微信群。這個“伊拉克群”實際上是一個大型的多媒體編輯部，它像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將我們這個十人報道組，與央視北京總部各部門、央視亞太中心站、北美台、歐洲中心站、中東中心站連成了一體，我們在伊拉克的所有采訪、編輯、播出事務，幾乎都可以通過這個群進行溝通和聯絡。盡管此前我自認為是個與時俱進的人，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微信，立即為這個神奇的玩意所傾倒。
當了30年記者，對我來講，感受最深，也是對比最強烈的，當然是媒體和傳播領域的大變革。今天，如果我們把一位1984年的記者和一位2014年的記者放在兩張畫麵裏，兩者的區別不是黑白電影和彩色電影的區別，他們更像敦煌壁畫和3D的《阿凡達》。
從采訪本到今天的多媒體、數字化、智能，以及藍光盤、微信等等，傳統意義上的傳播幾乎被顛覆。以報紙、通訊社、電台、電視台為主體的舊的傳播媒介，被這樣的變革逼到了牆角，人人自危，大有日薄西山之態。今天的記者不再是個專業性很強的職業，今天的記者倒真的成了“記之者”。因為技術和手段的革新與飛躍，使得人人都可以發消息，做報道，上頭條。新聞仿佛回歸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並開始在一些特定時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