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1日，中國網絡上出現了一條“消息”，中國的“利劍”大型隱身無人作戰攻擊機，當天在西南某不明試飛機場進行首次試飛，曆時20分鍾。這條“消息”沒有明確的來源，也沒有作者署名，估計是某個軍迷通過網絡上傳的。除了簡單的幾行文字以外，配發了幾張該款飛機在跑道上的照片，和一段拍攝極為業餘的視頻。
當天，值班的主編打電話問我，要不要在晚上播出的《環球視線》中，也對這條新聞做一番評論，出於謹慎的考慮，我回複說再看看吧。因為之前央視等一些中央媒體曾有過明確指令，對於網絡上流傳的未經考證和官方證實的“消息”，一律不得轉載，有些欄目為此也曾挨過批，吃過苦頭。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顯然是過於謹慎了。還沒等我們的節目播出，這條網曝便早已被各個媒體爭相轉載，從新華社到央視其他節目再到各家地方媒體，一時間中國無人攻擊機首飛的新聞鋪天蓋地，發消息的發消息，做評論的做評論，好不熱鬧。第二天，外媒也跟了上來，自然又是一番“中國威脅論”的解讀。當然，事後官方的沉默和不置可否，從側麵倒也印證了這條網曝的真實性。
這是一件小事。撇開這條消息本身不說，它的傳播方式和最終效果折射出的，卻是一場深刻的變革。其實，類似的案例這些年越來越頻繁。高鐵事故、陝西的“表叔”、重慶的“雷政富淫亂視頻”、PM2.5等等，都幾乎如出一轍。一條非傳統的“網曝”，上載後迅速傳播，最終演變成了一條大新聞，並引發輿論關注，甚至是有關部門的介入和處理。然而，這隻是冰山一角，中國的這等非傳統“網曝”式傳播，充其量隻能算是溫柔版。幾年前的中東亂局，則是這場變革的暴力版。
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了一係列以“民主”、“經濟”等為主題的反政府運動。這項運動先後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多名領導人先後下台，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爆發之突然、來勢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這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政府浪潮中，現代移動通訊技術和互聯網社交媒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利比亞、埃及這些國家在騷亂之初，都采取了措施關閉國內部分地區或者全國的互聯網，特別是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這樣一些社交媒體。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現代的技術手段打敗了傳統的閉關自守。大量發自這些國家內部的現場圖片和視頻，通過各種渠道傳了出去，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大媒體上滾動播出，在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的同時，這樣的傳播也在客觀上激勵著示威人群的鬥誌。
如果說在二三十年前，統治者可以通過“黑屏”關閉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從而達到維持局麵的目的，但在信息化的今天，這些手段顯然已經過時。因為，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已經變得隨處可在和防不勝防。開羅解放廣場上的某一位示威者用手機拍張照片或者視頻，很快就會成為對穆巴拉克不利的頭條新聞。前不久，媒體曝出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險些招致美國的軍事打擊，而奧巴馬用來說服國會的情報，其中有不少就是來自這樣的“非傳統”信息來源。也許，穆巴拉克和巴沙爾們可以封閉網站，管住自己的官方電視台，但麵對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充當一家電視台的時代，他們隻能抱怨自己生不逢時了。
在這樣一個時代，對於我們這些職業記者來講，雖然還不至於抱怨生不逢時，但壓力和挑戰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紀90年代，央視在世界各地隻有兩三個記者站。那個時候，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盡管我們多數隻能望洋興歎，在北京演播室裏用資料和別人拍攝的素材，再請個國際問題專家來“隔岸觀火”，但隔三岔五，我總能抓到個把機會率隊突圍出去。例如1995年的波黑戰爭、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2000年的巴以衝突，再到後來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那個時代，作為一名中國記者，我們更多的是一種單打獨鬥的遊擊隊行為，我們出去能和外國同行拚的，不是裝備和團隊數量，而是作為記者的專業能力。就這一點，我們從未輸給過他們。
這些年，央視發展了、壯大了，人員裝備都有了飛躍。我每天晚上去電視台直播，都可以在直播間的樓道裏，看見一幅巨大的照片牆，牆上是一張世界地圖，地圖上星星點點地標示出央視在世界各地派駐記者的地點，七大洲上密密麻麻，蔚為壯觀。然而，每當我看到這張世界地圖的時候，內心卻無法升騰起多大的自豪感。
是的，CCTV在發展，幾年前我們的新聞頻道作了大力度的改版，加大了新聞資訊的播報力度，實現了24小時滾動播出，我們在國際國內上百個記者站，每天都能發來各自的報道。但是也許是事業發展太快太急，我們的記者素質還有待提高，很多駐外記者是從大學裏（不少是外語專業）一畢業就被招進央視，短暫培訓後，即刻派到了國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新聞、對電視幾乎是兩眼一抹黑，隻能在黑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