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今天我們在學校裏學習新聞的孩子們，有多少人知道瑪莎，或者被她的故事感動而投身新聞事業。我們的時代在變革，手段也在革新，記者手裏的筆記本也被智能手機、微信、藍光盤或者更高級的玩意兒所替代；媒體和傳播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媒體岌岌可危，似乎前景黯淡。
前一陣有人半開玩笑地對我說，看你們央視，再看網絡，感覺好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國家。不過我想，無論怎樣變革，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新聞的本質和記者的職業精神，就像瑪莎這樣的記者。
2.從巴格達到釣魚島
2013年12月初，在一個初冬的夜晚，我乘飛機從北京到上海，準備第二天對來華訪問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做一次獨家專訪。
攝製組的其他成員已經在當天先期到達上海做準備工作，剩下我一人獨行。出了虹橋機場，我排隊打了一輛出租車。以我之前無數次到上海的體會，我知道上海的出租車司機不像北京的“的哥”，他們不愛在車上跟乘客聊天。所以，我直接坐到了車的後排座椅上，簡單告訴司機要去的酒店後，便不再作聲，悶頭坐車。
汽車駛出機場後，我才漸漸開始注意到這輛車和開車的司機。這輛出租車比較破舊，估計有些年頭了，一路上它一直在“吱吱唧唧”發出刺耳的異響。可能是為了壓住汽車發出的噪音，出租司機一路上開著CD。剛開始我並沒有注意CD放的什麼，隻注意汽車那刺耳的異響聲了，但有一刻，汽車停下來等紅燈的時候，猛然間我聽出來，CD裏居然放的是日語歌曲，有點像鄧麗君歌曲的那種懷舊日語歌曲。
這讓我暗自詫異。要知道，在2013年的這個時候，在中日因為釣魚島問題劍拔弩張的背景下，在網上幾乎一邊倒“收拾小日本”的輿論環境下，我會在一輛中國上海的出租車上聽到日語歌曲，真是有點不可思議。
我對日語歌曲本身沒有什麼偏見，大學時還經常跟著“磚頭”錄音機唱鄧麗君的那首《星》，但在破舊汽車刺耳的異響聲伴奏中聽著它，實在不堪其煩。終於，我忍受不了了，對司機大聲說道：“師傅，把音樂關了！”
司機嚇了一跳，不過隨即順從地關上了CD。好奇心促使我追問了一句：“你聽得懂日語嗎？”司機的回答倒是嚇了我一跳：“聽得懂啦。”司機告訴我，上世紀90年代他曾經去日本打工，在日本住過幾年。
聽了這話，我多少理解了他的這種日本情結，便準備閉嘴繼續坐車了。不想，這位司機的話匣子卻一下子打開了。他操著濃重的上海方言說道：“其實日本人對中國人挺好的，人家隻想著怎麼過好生活，才不關心政治啦、兩國關係啦這些虛的問題。”他的這番話一下子調動了我的興趣。
於是，我順著他的話反問道，可是現在中日關係很糟糕啊，日本人認為釣魚島是他們的啊？這可不是虛的政治啊。這位中年司機振振有詞地說：“釣魚島關我們什麼事啦？那麼小個島跟我們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啦？我們老百姓可憐巴拉的就是掙點錢過日子啦，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
“那要是日本真的搶了釣魚島，兩國打起來，老百姓的日子不也要受影響嗎？”我問他。
司機不假思索地說道：“才不會的啦，我們的政府不敢打的啦……”
說話間車到了地方，在結賬的時候，我小心翼翼地問他：“師傅，你一個月跑出租很辛苦吧，能掙多少啊？”
“唉，也就一萬多塊錢吧。”中年司機回答我。
車門在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出租車揚長而去，留下我一臉的愕然。
和這位月進萬元，張口閉口自己是不關心政治、釣魚島，可憐的小老百姓的出租車司機這番對話，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什麼叫“逆襲”，也讓我陷入長長的反思。也許這位司機師傅是個個例，並不代表中國公眾普遍的態度；也許是我長期身處國家電視台，不接地氣；或者久居“帝都”，耳濡目染，“高高在上”。但是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有祖國的人，關心自己的國家，關心它的命運，總不是什麼錯誤，相反，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個國際熱點，都和我們的國家，也和我們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有著直接間接的關係。
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中東當駐外記者的時候，中國人對埃及除了金字塔以外幾乎沒什麼興趣，什麼“戴維營協議”、“中東和平進程”就好像是天方夜譚，遠在天邊。上世紀90年代的第一次海灣戰爭，大多數中國人隻是抱著圍觀的心態，看美國人如何把薩達姆趕出了科威特。之後還有黎巴嫩內戰、波黑戰爭，對於這些發生在別人家的事兒，我們的讀者和觀眾就好像是在北京三環上看到車禍一樣，減減速，看看熱鬧，然後該上哪兒上哪兒，沒自己什麼事。
作為國際新聞記者，我們那時候寫的稿件、做的電視報道，充其量隻能算是大餐之後的甜點，點綴而已。但盡管如此，那時候我們沒有放棄，而是時刻想著要衝出去、突出去，突出國際報道不受關注的重圍。因為我知道，隨著中國的開放發展，外麵的世界必將向我們疾馳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