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的伊斯蘭文化是在伊斯蘭教傳入後，在千餘年的漫長曆史過程中發展形成的。它既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有著內在的傳承性，外觀上具有伊斯蘭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時也有鮮明的寧波地方特色；它既是形形色色的世界伊斯蘭文化中的一支，又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寧波伊斯蘭文化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過來的。從世界各地出土的越窯（寧波慈溪上林湖越窯）青瓷證實，自晚唐以來，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大多自明州出發，經泉州、廣州並繞馬來半島，經印度洋，到達波斯灣以至各阿拉伯國家。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有晚唐越窯水注出土；在伊朗、波斯灣古代繁華港口席拉夫，曾發現大量越窯青瓷，此外在內沙布爾、米納布等地也都有出土；在伊拉克的沙馬拉等地都發現唐代越窯瓷器。在埃及，越窯青瓷的出土數量特別多，僅福斯塔特一處，於1965年就出土中國陶瓷10606片，其中唐代越窯占六成。
上述青瓷的造型、釉色，很大一部分與寧波原古代海運碼頭出土的七百多件產品中的碗和各式壺、盤成套器物相似，例如伊拉克、伊朗、埃及出土的敞口碗都與慈溪晚唐窯址的器物完全一致。
明州（寧波）與各阿拉伯國家的文化交流，從宋代起日益頻繁。《宋會要輯稿》有記載，宋初，朝廷派出使者到停留在我國港口城市的外國商舶，轉達宋王朝的友好意向。為做好各國使者的接待工作，朝廷在禮部設“主客”機構，專“掌以賓客禮待四夷”。“四夷”就包括了真臘（今柬埔寨）、大食（阿拉伯國家）等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地區。公元七世紀初，阿拉伯和唐王朝都是世界上最富庶、文明的地區。伊斯蘭教初期，至聖穆罕默德就鼓勵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的教徒）到中國尋求知識，增加友好往來，並留有“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的聖訓。
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形成有其特殊性，它的形成並不完全遵循民族形成的一般規律，即由氏族發展為部落聯盟，進而發展為民族。回族先民從阿拉伯半島初到中國時，這裏已是一個文明高度發達的東方社會。回族先民來自不同地區，帶有多種民族成分，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回紇人，以及改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早在唐宋時期，回族先民就開始建造清真寺。當時明州港是比較著名的港口，大食、波斯等國商人遠舶到此貿易者，為數眾多，中國政府稱他們為“蕃客”，並為其設置了固定的居住區域，稱“蕃坊”。蕃客多數信仰伊斯蘭教，建有禮拜場所，即清真寺。據考古發掘資料和有關文獻記載，寧波伊斯蘭教（回教）由通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晚唐時期傳入，並於北宋鹹平年間在市舶務邊的獅子橋以北建造清真寺。據吳鑒《清真寺記》說：“他們……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無像設……”顯然此時這些人隻是寓居中國的僑民，他們雖然陸續相宅而居，但還沒有發展成為回民社區。
元代，是回族人社區趨於形成時期，寧波清真寺也遷到城東南隅海運公所以南的衝虛觀前。由於元代蒙古人西征，中亞、西亞人以軍士、工匠、官商、商人等身份，紛紛來到中國。1273年，元政府下令“編氓”，令其隨地入社，與當地漢族等民族通婚，子孫繁衍。出於對宗教生活的需要，這些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逐漸聚居在一起，形成比較集中、固定的街巷區域，如鎮海區的回回弄。由於回族人全民信仰伊斯蘭教，故伊斯蘭教又被稱為回教。而穆斯林又是對信教居民的統稱。此時穆斯林居民已被稱為“土生蕃客”或“五世蕃”，聚居區中有清真寺、學校，已有回民社區的雛形。其中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教的載體，便成為一個社區的活動中心，逐漸把回族先民聯係在一起，在共同的生產勞動中，產生了民族感情、民族認同意識，創造了民族文化。明清時期，寧波已形成了回民社區。寧波回民的分布區域，大致在月湖西畔，清真寺附近較為集中，江東區、江北區未發現有回民居住。如果以清真寺為圓心，半徑1公裏的區域內都有回民居住，在這個區域以外，回民就很少，甚至沒有。據記載，寧波西門外原有一處專門埋葬回族蕃客的墓地，這些阿拉伯式樣的墓及鐫刻有阿拉伯文與漢文的碑，正是中國、波斯、阿拉伯地區人民當年在明州友好相處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