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胡錦濤
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麼、反對什麼，倡導什麼、抵製什麼，都必須旗幟鮮明。
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我們必須把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著眼於提高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發展教育科學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一是要提高全民族素質。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競爭。要充分發揮教育對提高人的素質的基礎性作用，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全麵推進素質教育，加大統籌城鄉教育發展的力度，加大對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使每一個適齡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要努力建設學習型社會，在全社會樹立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理念，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的學習培訓，使每個人都不斷獲得新知、增長才幹，跟上時代前進步伐。要在全體人民中大力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樹立科學觀念、提倡科學方法，努力在全社會形成學習科學、相信科學、依靠科學的良好氛圍，促進全民族科學素質的提高。要牢牢把握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積極推動文化創新，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產品，充分發揮文化啟迪思想、陶冶情操、傳授知識、鼓舞人心的積極作用。
二是要培養大批優秀人才。國家興盛，人才為本。要全麵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大力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工作措施，重點培養人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著力提高人的創新能力，努力造就大批優秀人才。要進一步優化人才發展的環境，不拘一格選人才，建立健全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體製機製，形成鼓勵人才幹事業、支持人才幹成事業、幫助人才幹好事業的社會氛圍，開創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用當其時、人才輩出的局麵。
三是要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社會風氣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是社會價值導向的集中體現。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願望，也是經濟社會順利發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麼、反對什麼，倡導什麼、抵製什麼，都必須旗幟鮮明。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扶正祛邪，揚善懲惡，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要教育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堅定人民的立場
郭沫若
我們要堅定這人民立場，嚴格地把握著人民本位的態度。舉凡有利於人民的便是善，有害於人民的便是惡。遵守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脫離人民本位的便是非。
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便是人民立場—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我們要堅定這人民立場，嚴格地把握著人民本位的態度。舉凡有利於人民的便是善，有害於人民的便是惡。遵守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脫離人民本位的便是非。
看起來這也好像隻是老生常談，然而要實行起來卻真是談何容易。“民為貴”，“民為邦本”的思想，在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曆史了，試問在中國的哪一朝，哪一代，認真地得到實踐過？就在今天，我們雖然已經號稱為“民國”，而且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的曆史，但我們真是做到了主權在民嗎？
人民倒真像進步了。比如三十五年前希望有“真命天子”出現的祈願，在今天的老百姓心中已經沒有了，而變相的“真命天子”，卻在一些自命為社會上層，尤其是一些主持“輿論”的大主筆們的頭腦中，活靈活現地形象化著。我這並不是信口開河，請翻開每天清早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大型小型的報紙吧，試問有哪幾家不是“真命天子”的起居注？一提到元首字樣，便是誠惶誠恐的臣妾態度，如有人敢於進言或批評，那更被視為大逆不道，是應該“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的。其實，民主國家的元首隻是人民的公仆，這點憲政上的初步常識，你怕大主筆先生們不知道嗎？不，他們知道比你還要圓熟。假如他們要代上立言，撫慰一下人民的憤懣的時候，他們會說得來比你我還要天花亂墜。然而問題就在這兒，因為他們並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而是統治階層的幫閑者。背地裏拿津貼，麵子上裝公正人。那樣的公正，是觀音土做成的燒餅。
假使真正要為民主的實現而鬥爭的話，—定要忠實地站在人民的立場，而且要堅定它。這點絲毫也不容作假。在今天要采取這種立場，這本身就是一種鬥爭。中國在封建思想裏麵錮閉了二三千年，那種帝王本位的思想，它的頑固比原子核還要難攻不破。更加以二十幾年來的法西斯逆流毒蝕了大部分人們的心靈，在這種思想的根蒂上尤其加了肥料，在一兩年前，連人民和民主這樣的字麵都成了禁忌，我們大家應該是不會那樣健忘的。試問今天的中國，和以前家天下製度的中國，究竟相差了多少？
隨便舉一個例吧。比如東北問題。
東北應該是中國人民的東北，尤其東北人民的東北，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東北人民和蘇聯紅軍把東北從日本人的支配下解放出來，今天蘇聯紅軍已經遵守著條約撤退，東北人民正好建設人民的東北，這也應該是毫無問題的。然而在這沒有問題的地方卻偏偏有了問題出現。而一些報紙，隻見幫閑，卻不肯替人民說一句公正話。認真說，要這才是最“可恥”的事。
公正是什麼？背私之為公，不偏之為正。有私便不能公。不公便不正。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嚴格的站在人民的立場，絕對地維護人民，為人民而與一切反人民者作鬥爭。在這兒自然不免要有犧牲，誰要在這犧牲之前避易，而又想貌為公正的，那就是不公不正的絕頂了。
為民主的實現而鬥爭，這鬥爭是長遠的。而且在目前可能是劇烈的，作為民主的戰士或集團，如要想經得起這個考驗，最必要的是要時常提：堅定人民的立場。
1946年5月6日於重慶
談道德
胡喬木
中國人民和中國青年在自己的鬥爭中已經建立起一種莊嚴的新道德，它的根本原理就是為人民群眾服務，就是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就是個人的利益服從於人民群眾的利益。
五四以後，這樣一句話曾經特別地流行，說現在是舊道德已經破壞，新道德還沒有建立的一個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這樣的話在一個時期也許是真的，但到今天這卻已經不真了，雖然今天還有人在這樣說。中國人民和中國青年在自己的鬥爭中已經建立起一種莊嚴的新道德，它的根本原理就是為人民群眾服務，就是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就是個人的利益服從於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國的社會經濟是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但是這個道德原理卻顯然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的道德原理（那種原理的移植曾是五四時期和五四以後直到今天的一部分人所追求的），這中間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究竟並沒有可能去發展歐美型的資本主義，其基礎是建立在共產黨人所領導的農民群眾的土地鬥爭上。這個情況，就使得這時代的人民和青年產生一種既異於封建道德又異於舊式資本主義道德的新道德。這個新道德在為人民群眾這個根本方麵是與社會主義道德相同的，但是在為人民群眾的具體內容方麵卻又有許多不同，譬如吳滿有式的富農在今天的中國是道德的，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則是不道德的，諸如此類。因此，要為這種道德立一個名目，就稱為新民主主義的道德，我想，大約不算是牽強附會吧？！
凡有道德都是具體的，就是說，為著一定的階級要求和時代要求的。但是凡有舊道德（包括最“新”的抽象的“人性論”，抽象的“主觀作用”論等等在內）都把自己描寫成為適應於全部人類曆史的東西。這也是有理由的，道德是一個階級對於世界人生的理想的係統，舊的階級站在自己的立足點上，隻能欣賞自己的理想的崇高和係統的美滿，而不能看到它的限製—有限製，便似乎不成其為理想，作為係統也就很不堂皇了。我們的道德觀卻不是這樣，我們的道德也是一個理想的係統，但是我們承認這是一個有限製的理想的係統。在愛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中，在民主派與法西斯派的鬥爭中，在農民與封建地主的鬥爭中，我們是擁護一邊而反對另一邊的，我們不能幻想有一種道德可以把兩者真正統一起來，我們不能希望我們擁護愛國主義、擁護民主派與農民的道德可以被漢奸、買辦、法西斯分子和封建地主所真正接受。正因為這樣，當人民和青年已經建立起自己的新道德的時候，有些人卻還在悲歎著“青黃不接”，—實際是人民和青年的道德雖然成熟了，由青而黃了，但是這種黃卻並不能為有些人的青所“接”，他們又覺得自己的黃，也實在不好看，於是就隻好發出這種聊以自解的悲歎。此外，我們的理想的係統也是變化著的。作為一個社會道德來說，我們承認新民主主義道德與社會主義道德的差別；雖然社會主義似乎是一個更好的理想，雖然我們希望在某一將來的時期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但是我們並不因而要求把社會主義道德作為今天的社會道德。今天的道德在明天將要被明天的道德所代替，但是這絲毫無損於今天的道德的光輝。
我們擁護新道德而批評舊道德，把兩種道德作為兩種社會製度的標誌；但是今天中國還有一種更引人注意的情形，就是中國的法西斯派無論從哪一種道德觀點來說，都被公認是不道德的，這個情形又是標誌著什麼呢？原來凡有舊道德既是舊統治者的理想的係統，而任何舊的統治卻都是不可能完全適合於這些舊的（雖然是舊的）理想的係統的，因為任何舊的統治都存在著它自己的範圍內是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內部矛盾，這樣，舊社會與舊道德雖然在根本原理上是互相適應的，卻經常存在著種種分裂，以至舊統治者自己經常是許多舊道德條文的口頭擁護者和實際破壞者，而許多舊道德條文的誠實擁護者也往往可能成為舊統治者的批評者甚至反對者。這個情形對於今天中國的法西斯派尤其顯著，所以一切自覺還有某一種道德觀念的人，竟都不能不感覺這群窮凶極惡的動物實在已經喪失了任何人格和任何人性。他們既沒有青，也沒有黃，道德在他們身上是真的“淪喪”了。這樣，我們在掌握新道德和反對舊道德的時候，就被迫要和某些舊道德理想的擁護者，作一定的合作，因為舊道德的理想和舊統治的實際竟存在著如此驚人的分裂！
鄭培民的榮辱觀
蔣建國
以“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為核心的榮辱觀，不僅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情懷，也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學習、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知榮辱、講正氣、樹新風、促和諧，關鍵是各級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廉潔奉公，率先垂範。在這方麵，鄭培民為我們樹立了典範。
鄭培民的榮辱觀是社會主義的榮辱觀。“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是鄭培民榮辱觀的集中體現，也是他作為新時期領導幹部的特別優秀之處。以“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為核心的榮辱觀，不僅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情懷，也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鄭培民的榮辱觀是實踐的榮辱觀。“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不是隻寫在報告中、掛在口頭上，而是體現在一點一滴的日常工作中，體現在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具體工作中。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已經成為鄭培民的思想自覺和工作、生活習慣。
鄭培民的榮辱觀是新時期優秀領導幹部的榮辱觀。它既體現了“八榮八恥”的一般要求，又具有自己的鮮明特征。從鄭培民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榮辱觀的鮮活個性，體會他榮辱觀的精微之處，感受鄭培民山高水長的風範和平凡中見出的崇高。
領導幹部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確的權力觀。鄭培民在日記中寫道：“老百姓比天大”，自己要“永做人民的公仆”，為黨和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為此，他要求自己“多為人民謀取利益、辦實事”，“正確使用權力，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幹部”，“警惕權力本身對掌權者的腐蝕”，“防止突出個人”，“個性服從黨性，講全局、講團結、講紀律、講風格、講胸懷”，“正確對待權力、名譽和地位，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永遠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幹部”。正確的權力觀使鄭培民能夠在工作中擺正自己與群眾、個人與組織、個人與班子成員的位置，從而贏得同事的敬重和人民的愛戴，大家都叫他“為民書記”。1990年4月，湘潭市某局的報告文頭用了“培民同誌並市委、市政府”字樣，他發現後立即批示：“此文應重新打印，文頭這樣寫是不對的”，並責成該局重新報送文件，去掉了文頭中“培民同誌”四個字。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小事上也要高度警惕，防止突出個人。”1990年4月25日，組織上決定將時任湘潭地委書記的鄭培民調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有人分析鄭培民可能會有想法，然而鄭培民表態卻很爽快：“無條件服從黨的決定，家庭和自身的困難自己克服。”臨行前，他回顧自己在湘潭七年的工作，自認為有幾點是問心無愧的：一是在幹部問題上，堅持了五湖四海，公道正派。二是在重大問題上堅持了原則立場。三是堅持黨性，甘做自我犧牲，協調了領導班子的團結。四是在執行政策上，比較穩妥。五是在廉潔自律、為基層和群眾辦實事方麵，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
領導幹部踐行社會主義榮譽觀應樹立正確的地位觀。當前，我們的領導幹部總的來說是好的，願意把自己作為公民中的普通一員，但也有個別人自認為高人一等，與部下和群眾隔著一段距離。鄭培民對此十分反感，他曾對一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在生活上我們不分職務高低，是朋友。他主張，在工作中，上級和下級隻是分工不同，都是給黨和人民幹事，大家“要保持獨立人格，不要搞成人身依附關係”。正因為有如此清醒的地位觀，鄭培民在身居高位之後還交了許多農民朋友、殘疾人朋友。桃源縣漳江鎮有一個小小的川湘飯莊，老板李德勝是一名身有殘疾的農民，鄭培民每次往來湘西與長沙之間，都要到那裏吃飯，每次還要給李德勝送一條特意帶去的煙。對此，人們納悶，鄭培民與李德勝非親非故，李德勝的飯館又在縣城邊上，飯菜味道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為什麼他經常要到那裏吃飯呢？原來，鄭培民用這種辦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給當地政府添麻煩，也照顧了李德勝一家的生計。一來二往，他們成了朋友。李德勝到長沙時，鄭培民還特地派工作人員接他到家中做客。鄭培民行事非常低調，待人十分真誠，對老百姓的正當要求有求必應。一次，他走進湘西火爐坪村，發現一位老人在遠處招手，村幹部向他解釋，這是村裏的五保戶，80多歲了，沒見過省裏的大幹部，想看得清楚一些。於是，鄭培民笑著走過去和老人合了影。培民同誌將自己定位於普通群眾中的一員，與群眾建立了魚水關係，這為他踐行“為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