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學習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節選)
張全景
社會資源是有限的，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好作風不能丟。一些老、少、邊、窮地區，自然條件差，發展落後，有的家庭尚在為溫飽努力，我們的黨員、幹部怎麼能視若無睹、貪圖享樂呢？
我們黨在90年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是我們極為重要的政治優勢，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學習研究黨的曆史，要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揚黨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環境下形成的好傳統好作風，從中汲取曆史經驗和精神力量。
要弘揚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作風
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曆史的創造者。黨一成立時就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毛澤東同誌提醒每個共產黨員千萬不要忘記人民群眾，要像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時常念叨“爭取群眾”。我們黨90年的曆史說明了一個真理：凡是成功和勝利，都是依靠群眾取得的；凡遭受失敗和挫折，無一不是脫離群眾的惡果。在土地革命中，我們黨領導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顯示了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群眾聯合起來的巨大力量。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群眾把黨和紅軍當親人，用生命保衛革命成果。興國縣有一首山歌：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分田地，夜打燈籠訪貧農。這首歌就描繪了一幅美好、和諧的幹群關係畫卷。延安時期是我們黨曆史上黨群關係最密切、黨的群眾路線執行得最好的時期之一，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贏得全國人民的擁護。1947年，胡宗南侵犯延安，當時有些同誌認為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應該離開陝北，轉移到河東去。他卻說，哪裏群眾擁護，那裏就最安全，決定“中央率數百人在陝北不動，這裏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先後有800萬軍隊，有先進的裝備，但由於人心喪盡，結果在我黨領導的人民戰爭麵前土崩瓦解。陳毅元帥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也是依靠群眾而不斷地取得勝利的。我們要在廣大黨員幹部中經常進行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教育，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我們是來自老百姓。現在改革正在向深層次推進，要注意維護群眾利益。近來，常看到群眾上訪的報道，絕大多數幹部能夠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證群眾合法利益不受損害。但也有一些幹部處理不當，甚至與民爭利，激化矛盾，讓人很痛心。群眾向領導機關反映問題，這是相信黨的表現。對來訪的群眾，我們應滿腔熱情。他們反映的問題，確實需要幫助解決的，要認真幫助解決；解決不了的或者不合理的，要耐心予以解釋。有的幹部把群眾來信來訪當成額外負擔，甚至把上訪群眾當“刁民”，嚴重傷害了群眾感情。還有的不敢或不願見群眾的麵，實在是太不應該了。共產黨的幹部，豈有不見群眾的道理？
要弘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
有無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無產階級政黨和其他政黨相互區別的顯著標誌之一。黨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也是一個矛盾統一體。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分歧和矛盾是難免的，關鍵在於及時解決這些矛盾和分歧，辨明真理。這就離不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從黨的曆史上看，我們黨的發展壯大，就是在同黨內錯誤思想作鬥爭，不斷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進行的。回顧我們黨的曆史，如果沒有1927年的八七會議，就不能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開辟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正因為有了遵義會議，才在革命的危急關頭糾正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經過延安整風，廣泛深入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才使全黨的思想達到了高度的、空前的統一，形成並奠定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從而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正因為有了1962年的七千人會議，才糾正了執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正因為粉碎了“四人幫”，才勝利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麵地撥亂反正，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製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路線，並且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光輝成就，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成果，武裝了全黨，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堅強的理論基礎。每一個黨員、幹部都應當歡迎來自同誌和群眾中的批評，歡迎不同意見，歡迎指出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哪怕是隻有百分之一的正確也應予以肯定。要有聞過則喜的大度，不能一聽到不同意見就反感，甚至打擊報複。
要弘揚重視實踐、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勝利，都是建立在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的。毛澤東同誌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非常重視調查研究。早在1930年，就寫出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新中國成立後，盡管工作非常繁重，仍然經常到各地了解情況，為全黨樹立了榜樣。20世紀60年代初，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深入基層，掌握了解實際情況，使得國民經濟從三年困難時期走了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麵臨的情況更加複雜、更加多樣化，尤其需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隻有堅持調查研究，才能妥善解決各種問題。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麼，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曆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領導機關的幹部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到實踐中去，能夠吸收許多機關裏得不到的“營養”，既能夠接觸實際，又有利於增強黨性。
弘揚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優良作風
我們黨具有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光榮傳統。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等老一輩革命家，同普通戰士一起吃野菜，每人每天夥食費5分大洋。延安時期，他們和大家一樣住窯洞、吃小米，穿粗布衣服，一起參加勞動。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主動減薪，降低生活標準。1959年，劉思齊去朝鮮給毛岸英掃墓，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資助她，不讓花公家的錢，也沒有告訴朝鮮有關方麵。較之於現在有些人公款吃喝、公款旅遊，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周恩來同誌一生艱苦奮鬥、廉潔奉公。他沒有子女，但對侄子、侄女等晚輩既關心愛護又嚴格要求，教育他們長大後到農村、基層當農民、工人，做普通勞動者，告誡他們“不能利用親屬的職權搞特殊化”。他逝世後，聯合國總部降半旗致哀。據說當時有人問那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為什麼破例為周恩來降半旗，瓦爾德海姆回答說，如果哪一國的總理像周恩來一樣，身後沒有留下一個子女，沒有留下一分錢遺產，也為他降半旗。現在，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有些人認為艱苦奮鬥精神過時了，奢侈享樂之風滋長蔓延。有的人慷國家之慨，花錢大手大腳，影響很壞。社會資源是有限的，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好作風不能丟。一些老、少、邊、窮地區，自然條件差，發展落後，有的家庭尚在為溫飽努力，我們的黨員、幹部怎麼能視若無睹、貪圖享樂呢？
廉政故事三則
黃友凡
一個共產黨員不能在經濟上打馬虎眼，否則會犯大的錯誤。
市長罷宴
那是l950年秋天，重慶解放不久，工礦企業接管大體結束，根據黨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集中力量恢複生產。鄧小平同誌講，搞好生產必須依靠工人階級，關心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這時，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員陳錫聯同誌與西南局主管經濟工作的萬主任，乘坐一輛美式吉普車，輕車簡從，來到南岸李家沱的沙市紗廠。這個廠是抗戰時期內遷的一家私營工廠，經理叫肖鬆立，是一個資本家，比較了解黨的政策，積極從事生產，他聽說市長要來廠視察，特意招呼總務科辦了兩桌豐盛的酒席，還在會議室擺了高級糖果和名牌香煙，經理、廠長、科長守候在那裏，一心想要好好招待一下市長，並借此機會反映困難，取得政府資助。
陳錫聯市長，身著淺黃色軍裝，佩戴重慶市軍管會臂章，30開外年紀，不失大將風度，萬主任穿灰色幹部服，正是中年，已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他們一到工廠，就被市總工會駐廠工作組的小朱同誌接住，徑直去到生產車間。在細紗車間，陳錫聯詳細詢問了紗支生產情況，用手勢表示對工人的問候，他們查看工作宿舍和澡堂，最後來到工人飯堂，查看清潔衛生和飯菜情況，此時已快中午12點鍾，陳市長說，給我們借幾雙碗筷來，就在這裏嚐嚐工人的口味吧！許多女工都圍上來問長問短，訴說解放前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陳市長問她們對人民政府有啥意見，工人說，工人當家作主，做夢也沒有想到。萬主任說，西南剛剛解放，國家還有困難，工人階級要帶頭搞好生產。接著按照老規定由警衛員去結算了夥食賬，然後向工廠大門走去！
等候在那裏的經理、廠長一擁而上，攔住陳市長一行他們說：“我們準備了便餐，請市長賞光，市長光臨我廠指導，實在難得。”陳市長說，“我們飽餐了工人的飯菜，味道挺好嘛！我們還要趕回市裏開會，隻好辭謝了。希望多聽取工人意見，搞好生產和生活。”說罷便登車向海棠溪駛去。路上，兩位首長還談到，解放以後，怎樣當好人民公仆，千萬不能忘記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軍代表受處分
1950年初，重慶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派出了一批軍事代表，去接管國營工礦企業，政府機構和文教事業單位，臨去之前，組織上總是諄諄告誡，約法三章，在接管過程中，一定要清正廉潔，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決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受到了人民的擁護。
但也有那麼一位派駐原中央醫院的軍事代表，思想不那麼端正，覺得現在進了大城市，生活上應該講究一點，於是到職不久，就利用軍代表的權力，自報自批，以私人名義向該醫院借了公款40塊銀元、十萬元人民幣（舊幣），購買溫水瓶兩個，被麵一床，還有毛線襪子和撲克等私人用品。這件事情反映到市委，經過查證屬實，市委書記陳錫聯、張霖之，組織部長李唐彬等，連夜開會，十分嚴肅，認真地討論了這起違紀事件，覺得這是入城之後第一個案例，不給處分不行。於是，作了一個處分決定。指出“該同誌擅自動用公款，目無組織，目無紀律，貪圖個人享樂，不顧人民影響，嚴重破壞了我黨我軍與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員的艱苦樸素與廉潔奉公的光榮傳統與優良作風，嚴重損害了黨的政治影響與人民的革命利益”。為了教育這位同誌並運用這個典型教育全黨，經市委決定，並呈請中共西南局批準，給這位同誌以“當眾警告及撤銷軍代表職務的處分，並在市委黨刊上公布之”。以後就在《重慶工作通訊》上刊登，內部呈報西南各地、縣委。這個事件對我們黨員、幹部震動很大，教育很深。一些老百姓聽了軍代表受處分的事，紛紛議論，有的說這點事算什麼？更多的人反映，解放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共產黨就是紀律嚴明，執法如山，大公無私，好得很！
一架照相機
1951年底，黨中央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一個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重慶是西南局機關所在，是鄧小平同誌抓的重點，更是雷厲風行，限期開展。
中共重慶市委機關，當年還在枇杷山，即是軍閥王陵基的公館。1952年春節，機關幹部沒有放假，市委書記張霖之同誌在紅旗劇場，對市委機關幹部親自進行動員，強調市委機關幹部要積極參加“三反”運動。於是連夜出戰，辦公室燈火通明，從書記、部長到一般幹部，都參加學習並檢查有關問題。市委機關除老區幹部、地下黨同誌外，大部分是青年學生。大家檢查了私人用了公家信封、信紙和用水用電沒有注意節約等問題，而主要是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