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機關有個秘書處長，名叫杜宏，是陳錫聯的秘書，當時沒有辦公廳的專職主任，他是審批錢財的實權人物。大家盯住杜宏，把他作為重點，提了許多問題，比如在接收王某時是否接收有金子？購買機關電扇是否得了回扣？行政開支賬目是否清楚？而這些逐步清查見底，無大問題。最後集中在杜宏的一架黑白照相機上，這架相機經常在杜宏身上，拍過一些群眾活動場麵。在檢舉大會上大家追查相機的來處，認為這是貪汙的東西。杜宏一時也說不清楚，當時群情激憤，組織上宣布杜宏停職進一步作出檢查交代。在高潮中，杜宏檢查了在機關開支大手大腳和公私不分的問題，還不能算是“大老虎”。但相機卻是一個懸案。
過了幾個月，經過反複調查，張霖之同誌對這架照相機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原來杜宏到地方之前，是新華社在二野的一位隨軍記者，由於工作需要，組織上配備了一架照相機，而他轉到地方後並沒有交還給組織，而是隨身備用。這也是一種職業習慣，嚴格說來是公私不分，還不是貪汙問題。組織上責令進行檢查，給予警告處分，並交出了照相機。群眾覺得合情合理，後來我見了杜宏。他說，“三反”中洗了個燙水澡，上了很好的一課，一個共產黨員不能在經濟上打馬虎眼，否則會犯大的錯誤。
杜宏同誌解脫出來以後，他回到北京新華社，再作新聞記者。1955年跟隨周總理去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會議，由於敵特破壞，飛機被炸壯烈犧牲，杜宏是我們黨的一位好同誌。
少私寡欲守清廉
譚福金
貪圖享受、私欲膨脹是腐敗滋生的一個重要根源。少私寡欲是思想道德防線的牢固基石。拒絕奢侈，堅守樸素，清心寡欲，追求高尚，才能真正提高拒腐防變的自覺性。
《老子》是我國古代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其哲學思想玄妙深邃、博大精深。老子在其中提出，人的自然本性是柔靜不爭，生命貴於名利，為人處世的最高境界是虛靜寡欲。
老子認為，為政治國最根本的是要讓百姓的心靈有所歸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隻有使百姓心地純樸，品行淳厚；減少私心，克製私欲；不用投機取巧而能無所憂慮，才能使人心向善，國泰民安。少私寡欲也是修身和廉政的基本要求。人的道德高尚是因為不斷消除私欲，道德淪喪是因為私欲惡性膨脹。“欲先民，必以身後之。”要想領導好人民，必須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後麵，廉潔從政，執政為民。
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後其身”，即先人後己、利在人後。老子說：“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後，把自己的安危榮辱置之度外，而不是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的人，必然會得到眾人的信任、擁護和支持，才能更好地為他人、為社會做出貢獻，成就功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第二個層次是“致虛極”，即努力做到最大限度的清心寡欲。渾濁的水平靜下來才能慢慢變得清澈，各種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的欲望，攪亂了人心的平靜，滋生了種種歹念醜行。所以，人的欲望應當得到最大程度的消除和遏製，不能使它成為支配人行為的力量，直至達到“忘我”、“常無欲”的境界。第三個層次是“利萬物而不爭”，即施惠於萬物而不同萬物爭利。天地之所以長久，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不是為了自己，養育了萬物卻不占為己有，為萬物的生長繁衍提供了條件卻不求回報。要達到這種隻講奉獻，不求回報的境界，不僅要去私心，寡嗜欲，而且要多做惠澤人民，增進社會福祉的好事、實事。不僅要廉潔從政，而且要勤政為民，努力奉獻，無爭無求。如溢香寰宇、淩寒報春的梅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是多麼崇高的人生境界。
老子深刻揭露了貪欲的嚴重危害，勸導人們閉塞貪欲之門，熄滅貪欲之念。
享樂的誘惑會使思想修養和事業發展半途而廢。老子說：“樂與餌，過客止。”各種生活享樂的誘惑，會使人放鬆甚至放棄思想修養，令人意誌衰退，理想動搖，使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半途而廢。正如明人呂坤所言：“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才住腳便下墜。”
對物質財富的貪求會使人跌入深淵。老子斷言，“多藏必厚亡”，過多地聚斂財富反而會招致嚴重的喪失。“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嬌，自遺其咎。”金銀財寶堆滿庫屋，沒有人能守得住。富貴而驕奢淫逸，就會自食惡果。“知足者富”，貪婪者必自毀。
欲壑難填是各種災禍的根源。老子指出：“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最大的災禍是不知道滿足，最大的危險是貪得無厭。隻有懂得滿足的人，才會得到滿足。老子進一步指出，“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一個人放縱奢望，絞盡腦汁，忙忙碌碌，以求取過多的身外之物，就終生不得安寧。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則不會遭受困厄和羞辱，知道適可而止則不會陷入危險和災難。
物欲橫流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根源。在這樣的社會裏，貪汙受賄、徇私枉法、盜竊搶劫等犯罪現象頻發，危害社會和人身安全；一旦引起公憤，就可能導致社會動蕩。那麼，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和諧安寧的社會呢？“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隻有在健全法製的同時，加強思想道德教育，使人們沒有過分的欲望，天下自然就會安寧了。
貪欲損害生命健康。老子還從養生的角度剖析了貪欲之害，“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長壽的人占十分之三，短命的人占十分之三，有些人本可以活得長久些卻自己走向死亡之路，也占十分之三。為什麼？因為奉養過度，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損害了健康，加速了死亡。
如何才能做到少私寡欲？“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即不讓那些會引起淫心私欲的東西泛濫，使老百姓的思想不癡迷惑亂。為政者要肅清環境，營造崇廉戒貪的人文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防止人們的思想受到侵蝕。
能否抵製誘惑取決於能否戰勝自我。老子指出，“自知者明；自勝者強”。能夠透徹地認識自己是高明；能夠控製自己的欲望和行為是強者。戰勝自我要有自知之明，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應承擔的責任及自身的弱點，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淨化自己的靈魂，磨練堅強的意誌。金錢、權力的誘惑是巨大的，不能戰勝自我，怎麼能夠抗拒誘惑呢？
老子還直截了當地向為政者建言：“我無欲而民自樸。”隻要領導者能夠控製自己的私欲，老百姓自然會漸漸歸於淳樸。除了強調領導者率先垂範、去私寡欲的導向作用以外，老子也重視道德模範的榜樣作用，這對於形成寡欲力善的社會風氣非常重要。
人的蛻變往往是在安逸享樂中漸漸發生的。老子清醒地揭示了禍福相倚的規律：“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告誡人們居安思危，以防蛻變。微小的東西容易消除，因此要“治於未亂”，防患未然。
克製私欲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必須始終如一、堅持不懈。老子告誡人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做人做事都要始終如一地保持謹慎態度，不可一時放縱自己的欲望和行為，這樣才能成功。去私寡欲是一個人終生的課題，有職有權之年尤須加倍努力。
貪圖享受、私欲膨脹是腐敗滋生的一個重要根源。少私寡欲是思想道德防線的牢固基石。拒絕奢侈，堅守樸素，清心寡欲，追求高尚，才能真正提高拒腐防變的自覺性。
曾國藩的“窮官”哲學
張團結
曾國藩的“窮官”哲學源於強烈的慎終意識。他在家書中寫道，“有福不可盡享，非望之福，禍必繼之”，“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
曾國藩為晚清中興名臣，後世評價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縱觀曾國藩為官，“窮”是其一大特色：十年北漂，年年借貸度日，“哭窮”始終是其家書一大主題；30多歲榮登高位後，連回湖南老家的路費都籌不起；入閣拜相、位極人臣，還是買不起房。“窮官”曾國藩，可謂晚清官場一大異類，然而其“窮官”哲學確有可供借鑒之處。
在信仰上，固窮是立誌之本。在漣濱書院就讀時，受山長劉元堂的影響，曾國藩痛下決心，把“內聖外王”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修身養性之本，並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曾國藩將“君子固窮”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他在家書中寫道：“淡者，崇德之基也。勤者，建業之本也。古琿無富貴之聖賢，無宴逸之豪傑。”他認為，“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懷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國藩曾為自己寫過一副對聯，“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意思是說隻要人的信念還像春天一樣朝氣蓬勃，保持這種旺盛的生機已使我們在道義和靈魂上足夠充裕了，物質上的貧困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又說，“受不得窮，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依曾國藩看來，是否受得了窮，和一個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著巨大的聯係，固窮是一個人立誌的重要內容。
在仕途上，固窮是保身之道。與曾國藩同時代的穆彰阿、肅順二權臣，貪鄙成性，一個丟官罷爵，一個被抄家滅族，但同為權臣的曾國藩得以善終。一般人以為曾國藩在晚清政壇十年九升，30多歲躍居“副部級”，且屹立三朝不倒，要學應該學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但是，曾國藩的做官技巧到底是什麼？曾國藩自己認為，他做官的根本以及做官最大的技巧就一個字，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國藩升授翰林院侍講、詹事府行走，升官當天他在《過隙影》中鄭重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當官以不愛錢為本，隻要堅守一個‘廉’字，就算做事偶爾有失公允，天也能諒。”曾國藩的“窮官”哲學源於強烈的慎終意識。他在家書中寫道，“有福不可盡享，非望之福，禍必繼之”，“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正是這種“窮官”哲學，使得曾國藩在仕途上雖挫折不斷，但最終能功成身退，成就一生之名。
在生活上，固窮是養德之基。曾國藩生活簡樸，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人宜減者決減之，錢宜省者決省之”，可謂官場“苦行僧”。他每餐隻吃一個蔬菜，決不多設，人稱“一品宰相”。他衣服上常有補丁，而立之年縫製了一件青緞馬褂，穿了三十年，還如新衣一樣。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他的弟弟建了一棟新屋，他聽到後大不高興，寫信責問弟弟。他一生與官場世俗文法鬥爭，不收紅包，不喝花酒，偶爾收取下屬禮物必須以等值禮品回贈，出行不要求下屬迎來送往、供應食宿。曾國藩以廉著稱於世，被後世譽為道德修養的楷模，連與其有瑜亮情結的左宗棠也不禁稱讚他，“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也”。
在治家上，固窮是傳家之寶。曾國藩在給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書中告誡他們說，“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凡家道持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他以做官發財留子孫為極可恥之事，認為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終生未做“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事。曾國藩注重子女教育，堪稱官員家庭教育的典範。其家書中幾乎一半都有他以勤儉入手教育子女如何生活的內容，他認為子女“艱苦則筋骨漸強，嬌養則精力愈弱”。在寫給兒子曾紀鴻的信中他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餘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他不允許子女騎馬坐轎，穿華麗的衣服，以防助長子女驕惰之氣。正是這種“窮”教育使得曾氏一族五代人才輩出，成為中國家庭教育史上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