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曆史是為了開辟未來
鄧小平
我熟悉我們黨從開頭到現在的曆史，對許多重大事件的曆史過程都比較了解。總結曆史，不要著眼於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
我們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老戰士見麵總是愉快的。我們要把經曆過的好的時期記住，壞的時期忘掉，我們都是樂觀主義者。
參加共產黨幾十年了，如果從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已經工作了六十多年。這期間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錯事。人們都知道我曾經“三下三上”，坦率地說，“下”並不是由於做了錯事，而是由於辦了好事卻被誤認為錯事。從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擔任黨中央秘書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六年起擔任黨的總書記，是在領導核心之中。那以後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我也有份。不能把錯誤的責任完全推到毛澤東同誌身上。毛澤東同誌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犯了“左”的錯誤，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認有錯誤，他說過，我死後如果能夠得到三分錯誤、七分功勞的評價就滿意了。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內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領導我們取得了革命勝利。我們黨總結曆史經驗不能丟掉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大部分的曆史。你看過我們十一屆六中全會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沒有？這個決議就是根據我剛才說的立場與觀點總結我們黨的曆史的。如何評價黨的曆史這個問題，我們有，你們也有。每個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曆史，隻有采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分析和總結，才有好處。
我熟悉我們黨從開頭到現在的曆史，對許多重大事件的曆史過程都比較了解。總結曆史，不要著眼於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麵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並不很健康。那樣，隻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希望我當總書記、國家主席，我都拒絕了。在黨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誌退出了領導核心。這表明，中國的未來要靠新的領導集體。近十年來的成功也是集體搞成的。我個人做了一點事，但不能說都是我發明的。其實很多事是別人發明的，群眾發明的，我隻不過把它們概括起來，提出了方針政策。我們這個領導集體是堅持三中全會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我們相信，現行方針政策一定會繼續下去。就我個人來說，對這一點有信心，也感到愉快。很多外國記者要來采訪我，搞我的什麼傳，我都婉拒了。我認為，過分誇大個人作用是不對的。人總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國就丟了靈魂，這種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還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從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願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為那時將收回香港，我還想去那裏看看。我也想去台灣看看，不過看來一九九七年以前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
論加強和改進學習（節選）
江澤民
一名領導幹部不善於從曆史中吸取營養，不可能成為高明的領導者；一個政黨不善於從總結曆史中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可能成為順應曆史潮流的自覺的政黨；一個民族不善於從曆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黨曆來強調用唯物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看待曆史和現實。毛澤東同誌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很善於從曆史中總結經驗教訓，以把握好中國社會的特點，正確製定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要取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功，我們不僅應該懂得中國的今天，而且還應該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這有助於我們開闊視野，鑒往知來。可以這樣說，一名領導幹部不善於從曆史中吸取營養，不可能成為高明的領導者；一個政黨不善於從總結曆史中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可能成為順應曆史潮流的自覺的政黨；一個民族不善於從曆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國曆史悠久，與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古代印度並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其他三個地方的古代文明後來都中斷了，唯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從未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中華民族經曆了種種磨難和曲折，但始終沒有被打散。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頑強奮鬥，在前進道路上經曆了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製度、實行改革開放三次曆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這充分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曆史，是我們十分寶貴的財富。把握了曆史，我們就可以更好地開辟未來。我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還要再進行五十年的努力。至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全黨同誌一定要認真學習中華民族的全部曆史，特別是中國人民近代以來為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而艱苦鬥爭的曆史，從中獲得繼往開來的強大精神動力。
我國的曆史文化博大而多彩。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學說到孫中山先生的學說，從楚辭、漢賦、樂府、唐詩、宋詞到元曲等文學藝術遺產，以四大發明為傑出代表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從大禹治水以來中華民族改造和利用自然、建設家園的曆程，我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生存和發展鬥爭中形成的光榮傳統，如此等等，豐富地蘊涵著中華民族創造的治國思想、藝術情趣和文化傳統。曆史遺產中，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不能不加鑒別地統統繼承下來。這不是學習曆史的正確方法。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運用和發展民族文化的精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一個人的一生，要接受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這些教育都很重要，對於自己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和鞏固都會起重要作用。在所有這些教育中，都應該重視和貫穿曆史的學習。不了解、不懂得祖國的曆史文化，愛國主義觀念和民族精神是很難自覺、牢固地樹立起來的。這是大量事實已充分證明了的一條重要的社會經驗和人生經驗。大中小學和各級黨校、幹部學校，以及我們在自學中，都應該重視中國曆史、地理、文學的學習，任何時候都不能輕視這些學習。
我國幾千年曆史演進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了解中華民族相互融合的悠久曆史和勇敢維護民族獨立自主的光榮傳統，這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堅定地維護祖國統一、在涉及我國主權和安全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國際鬥爭中牢牢掌握鬥爭主動權的重要思想條件。比如，在反對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鬥爭中，如果大家都了解西藏在七百多年前的元代就正式歸入我國版圖的史實，了解我國曆代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管理製度和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與曆史定製，了解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侵占西藏的種種圖謀，了解民主改革前西藏實行的封建農奴製度的殘酷和黑暗，就可以更深刻地揭露達賴分裂祖國的真實麵目，更有力地同達賴集團以及各種支持達賴集團的勢力進行鬥爭。這幾年，我經常向西方國家的一些政要講有關西藏的曆史，用事實說明西藏曆史上就是我國主權管轄下的一個地方，以及西藏民主改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又比如，在台灣問題上，如果大家都了解台灣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曆史，了解日本侵占我國台灣五十年並推行“皇民化運動”的統治曆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祖國的曆史，了解美國幹涉中國內政、支持國民黨蔣介石和台灣當局的曆史，就會更加清楚地看到圍繞台灣問題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更好地開展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鬥爭。我隻舉上麵兩個例子。實際上，許多方麵的問題，隻要我們比較深入地了解了它們的來龍去脈，就可以處理得更主動、更有成效。
外國的曆史知識也要學。無論是處理國內改革和建設的一些工作，還是處理對外開放、對外交往中的一些事務，我們都應該具有世界眼光。這種世界眼光，不僅應該具有現實的廣度，而且應該具有曆史的深度。隻有從曆史方麵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我們才能把自己內部的工作和對外的工作做得更好。
關於清官
金可溪
我們的領導幹部學一點傳統的倫理道德文化，不但有利於提高幹部的思想道德素質，有益於廉政建設，而且有利於深刻領會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
在我國封建時代，貪官汙吏多如牛毛，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形容就是到處是貪官。但是，清官也是有的，盡管是鳳麟毛角。我認為唐朝的魏征、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是我國封建時代清官最傑出的代表。他們的德行，是優良的傳統官德的具體體現。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大力宣揚。清官的業績和崇高品德，有很大的感召力，為人們世代所傳誦。盡管封建時代的清官，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和階級的局限性，但作為模範買踐傳統官德的道德楷模，在大力加強廉政建設的今天，仍然是反腐倡廉的精神力量。
魏徵（580-643），字玄成。幼孤貧，出家為道士。隋末投農民起義軍瓦崗軍，後歸唐。唐太宗欣賞他的耿直和才華，授諫議大夫、秘書監等職，他以敢於犯顏直諫著於史，是真正的忠臣。
忠君，是傳統官德的重要規範，忠臣就是有道德的官吏。但曆史上的忠臣，有真忠與愚忠之分。魏徵說：“為臣者，有言在喉而不吐，不忠也；有危以亂而不奏，亦不忠也。”他心口如一，正直無私，直道而行，這是難能可貴的崇高品德。史家評論他：“徵貌不揚，有誌膽，犯顏敢諫，雖帝怒甚，神色自若。”他從來不看皇帝臉色行事，即使在唐太宗盛怒時，也敢犯顏上諫，常常使殿堂上的其他大臣替他捏一把汗。有時唐太宗發火，大聲叱責他，他也敢大聲抗辯。在他任職期間，先後向唐太宗陳諫二百餘事，他提出，國君要居安思危，兼聽廣納，輕徭薄賦，躬行儉約，務必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雖然，他作為唐太宗的一位高官重臣，其直接目的是為李家政權服務的，如他反複強調，“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他的目的不隻是忠於唐太宗個人，也是為了唐朝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認為、為官者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孫中山也說過，我們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今天的領導幹部也要樹立忠於國家，忠幹人民的道德觀念。這也是我們的領導幹部應該具備的道德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