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莊的女人，一輩子幾乎就是在做一件事——生兒育女。沒完沒了地生，沒完沒了地養，就像在走一條不見盡頭的長路。譬如我的母親。母親共生產了八個娃，養活了五個。前三個是女娃，即我的大姐、二姐和三姐。末兩個是男娃，大哥和我。我是家裏的老五，其實應該是老七，還有未見過麵的兩個“哥哥”或者“姐姐”，一個“弟弟”或者“妹妹”。三個都是小產。提起這件事，母親就止不住地傷心。她說，那三個娃就像三個鬼影子，還沒鬧明白是男的還是女的，一閃便丟了，抓都抓不住。
婚嫁對於一個女性而言原本是幸福的，生育更是將這種幸福放大到極致。一次又一次地經曆生產，那種感覺仿佛一次又一次目睹花朵的打開。在老村，生女娃不是件體麵的事情。雖然，父親喝過幾天墨水，也算得上村莊裏一個有身份的人，但是私塾式的教育沒能改變他作為一個家長骨子裏的那種怯懦和自私。母親生大姐的時候，父親悶悶不樂地伺候了一個多月。生二姐時，父親隻告了幾天假，二姐還未滿月，母親就得自己摘菜做飯了。生三姐的時候，接到家裏人的告喜，父親在電話裏輕描淡寫地說了三個字，曉得了。於是，父親象征性地讓大姐、二姐上了回學堂，大姐讀了四冊，二姐上了一年。三姐挺發奮，一下子上到高中。隨著三個姐姐的相繼出世，母親和她的女兒們在家族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每況愈下。要知道，在鄉下，生一個男娃，就等於下了一頭會使力氣的牛犢。養女娃就是養賠錢貨，除了空添幾張要飯吃的嘴巴，長大了成了別家人還得倒貼陪嫁妝。沒辦法，母親還是一下子就生下一大堆賠錢貨，用她的話說，一撇腳一個女娃，想不生也不行，黴運一來擋都擋不住。盡管這樣，母親還是帶著我的幾個姐姐熬過了那幾個最饑餓最寒冷的冬天，而且最終把她們養到了婚嫁的年齡。
父親就要對母親失去最後一線信心的時候，母親也快撐不住了，大哥和我來到了父親母親身邊。就像久旱的甘霖，忽然從天而降，母親毫無一點心理準備，一下子幸福得幾乎暈過去，她的笑容擦亮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最末的日曆。也許，母親就是這樣一個實在的人，先把苦吃夠，回過頭來品嚐幸福時，幸福的感覺比任何時候都要清洌。好比吃甘蔗從甘蔗尖嚐起，先是淡淡的滋味，愈到頭愈甘甜。
要是母親那時候先從甘蔗頭剝起呢？若幹年後，我做出這樣一個假設。假設母親先生下的是三個男娃，假設我的三個姐姐改叫“大哥”、“二哥”和“三哥”，那麼我們一家的命運也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照父親手中的權力和那時的政策，“大哥”或許會成為一個吃商品糧的公社幹部。“二哥”腦子笨，父親會讓他學一門手藝，如學木匠，倘若如此，我家的茅屋早就換成隊裏成福和祿好兩木匠家那樣的青瓦房了。“三哥”或許被推薦讀了中專，即使也像三姐一樣，父親執意將讀中專的名額讓與別人，上了無用的高中，父親也會破費讓“三哥”複讀，直至考上大學。照這樣的思路，接下來母親該生兩個女娃了。三個男娃的人家，再添兩個女娃，這在農村是喜上加喜，我們一家不僅不會遭受別人的白眼，而且母親還會被奉為家族的英雄或者神明了。如果真是這樣，也許就沒有現在的我，更沒有我在這裏為母親記錄苦難或者幸福了。還好，命運並沒有照這個假設，重新設計我們一家的故事。姐姐們仍是母親甘蔗尖裏平淡無味甚至有些微苦的那幾節，大哥和我仍是甘蔗頭裏的苦盡甘來。我們幾姊妹注定未能改變母親生育坐標上原來的地位，雖然這種改變，甚至就是改變母親以及我們一家的命運全部。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母親冥冥之中的某種安排？
二
一隻長尾巴鳥低飛過四月的陌上，嘴銜一粒草籽，繞梁三匝，最後歇於我家的窗前。那是一隻其貌不揚的灰喜鵲，唧唧喳喳的叫聲令人激動。是一粒牛筋草籽！母親回想這件事來，總是很肯定的語氣。這讓我們好笑，為什麼不是其他的果實？像榿木的莢果，榛子的堅果，蒲公英、野蜀葵的種子，這些都有可能。灰喜鵲和牛筋草籽的降臨，使得母親忽然有了一種被什麼照亮的感覺，通體透明，很幸福。灰喜鵲把牛筋草籽放在母親的窗前，又走了。不就是一隻灰喜鵲，一粒牛筋草籽嗎，記得那麼深刻！父親不以為然。母親固執地認為我們家後來的許多事情與鳥和種粒有關。比如大姐的到來。母親說，大姐到來的時候，她被什麼重重地撞擊了一下。仿佛一雙手把她生生地一分為二。又仿佛一顆石子投到深潭裏，石子沉了下去，掀開的漣漪起初是一點，而後漸漸蕩漾開來。母親的胸膛裏不再平靜。大姐開始在母親的體內生長。母親描述大姐生長時的感覺是：一粒種子（就是那顆牛筋草籽）拱開泥土和石子，對著春天的陽光，大口呼吸，迎風生長。後來，大姐在母親的體內長高長大，有了手和腳，有了眼睛、鼻子、嘴巴和眉毛，連長發也有了。風一吹，大姐的長發飛揚起來，像一篷牛筋草，牛筋草的根一寸寸地往深處竄動，母親便疼，鑽心的疼。母親的描述終於把大姐和那顆牛筋草的種粒聯係起來！等到那顆草長到母親的身體不能容納，快要躥出來的時候，等到那種一分為二的撕裂般的疼痛無以複加的時候，大姐便來到這個家庭了。母親說，她一共懷過八次娃，隻有懷上大姐的那一回的感覺強烈。母親所講的這些，充滿了深情和想象，很多人不信，包括她最親近的人——我的父親也不信，但是她和大姐堅信無疑。灰喜鵲造訪我們家的時候，也許真如母親所描述的那樣，她看見了一顆牛筋草的種粒，正植入大地。母親無法知道，那一刻，她已親手種下了一顆苦難的種子，一顆如她一樣苦難的種子，牛筋草種粒接下來所演繹的一切證明，一個女人的苦難與另一個女人的苦難息息相關。
三
大姐在春天降生。大姐的名字叫春聯。這個名字是父親取的。大姐長發飄飄，對於她的到來，父親一直耿耿於懷，但是還是動用了肚子裏的全部墨水，取了這樣一個很詩意的名字。大姐是父親與我母親的第一篇傑作，盡管，這作品在父親看來顯得差強人意。我以為，大姐的名字，要比後來幾個姐姐的名字要好得遠。像二姐叫玉狗，三姐叫素娃，一個不如一個，哪一個都是村裏的大路貨色！
原以為，父親之所以給他的長女取這樣一個名字，也許是為切合自己舞文弄墨的愛好，每回過年，他都有興致塗抹幾幅對聯什麼的，貼在我家的大門上。這是一般意義的理解。其實，父親這樣做，還有他秘不示人的目的。大姐不是男娃，然而父親還是暗自希望大姐能給他帶來開門紅，祈禱母親接下來能為家族生幾個男娃傳遞香火。大姐名字的風格與村莊裏的取名慣例不盡一致，父親這樣執意而為，是退而求其次，多少有些無奈和破釜沉舟的意味。當然，這是很多年以後，我和父親在探討家族的問題時，無意中從父親嚴密的口中試探出來的。後來二姐、三姐以及我們哥倆兒的出生，驗證了父親在對待生育子女一事上陰暗自私的一麵。
春聯活脫脫是她娘一個模子做出來的。家族的女人都這麼談論。用時下的話說，大姐就是母親的複製。我理解，這話不僅指大姐的長相與母親肖似，往更深遠一層想，還指大姐一直沒有主心骨，唯母親的話是聽，人生經曆毫無新意，整個就是母親的翻版。
有兩個理由可以支撐這個觀點。
沒有獨立的幸福，幸福被母親掌握。大姐從小就最聽母親的話。譬如，大姐的輟學。那一年春天，家裏又添了兩個要吃要喝的妹妹。莊稼的長勢比癩子的頭發還稀疏。饑荒還在我們的村莊裏蔓延。你回來，讓玉狗（我的二姐）上吧。1961年春天裏，我的母親話語裏寫滿了傷感。剛剛上完初小的大姐，就被母親宣布讀書的事情到此為止。大姐就老老實實放下書包，拾起鐮刀和鋤頭。等到談婚論嫁的年齡時，母親又說，老二走了，靠不住。老三、老四、老老還要上學，就在家再幫幾年活。母親說這話是輕描淡寫的，但就是母親不經意的一句話把大姐熬成了家族裏有名的老姑娘。也許是母親總是一個人說了算，久而久之，無主見就成為大姐性格裏的慣性成分。甚至出嫁後相當一段時間，這種慣性還不自覺地體現著影響。那年，大姐頭胎懷了個女娃，大姐婆家的一致意見是把娃做掉，等以後生個兒子。大姐就回來問母親。母親說生吧，大姐就把娃生下來了，搞得大姐婆家很長一段時間與我們家不和。
麵對苦難，母親是唯一的參照係，甚至上升為一種原則。父親給予大姐的名字裏所包含的一相情願，未能給大姐的一生帶來好運。大姐降臨時的那一個迎麵而來的春天沒有。那個喜氣洋洋的名字也沒有。母親去世後，很多的事情證明，她的苦難沒有謝幕，而是由大姐來延續。先是大姐夫的意外去世，隨後大姐又患上了一種折磨人的病。家庭的極端貧困，兩次要命的打擊，哪一樣都足可以讓一個農村女人的精神瀕臨崩潰。麵對接踵而至的苦難，大姐以母親為標本，放棄自己的幸福，獨自承受苦難。外出打工，回家燒瓦窯，做小菜買賣，替人看孩子喂奶牛，啥子能掙錢就做啥子。大姐一直沒有改嫁，硬是一個人把一雙兒女拖大，侄女兒找到工作成了家，侄兒也上完了四年大學。一個幾乎可以忽略的女人，麵對苦難所選擇的那種近乎於逆來順受的人生方式，雖無借鑒的意義，卻令人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