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第60軍178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東北邊一個叫石板灘的地方，整編集訓國民黨投降部隊時，接到一紙調令。調令要他立即啟程回成都軍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報到，之後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某國大使館武官。
朱向璃及護送他回成都軍部的一個加強班，途經龍潭寺鄉時，被數千叛亂分子武裝攔截，遭到慘無人道的開膛剖肚、淩遲殺戮，史稱“龍潭寺慘案”。慘案發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蔣介石從成都鳳凰機場（亦有新津機場之說）飛去台島不到兩個月，距成都解放僅39天。
以“龍潭寺慘案”為發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亂事件，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上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後，毛澤東主席十分震怒，於1950年3月簽發了《剿滅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變天”與反“變天”的較量與鬥爭開始了；自此，一場空前的、長達三年多的全國剿匪戰鬥正式打響；自此，平叛與剿匪這對硬詞，浩大而血腥地嵌進了中國曆史書寫，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成都平原上，緊接“龍潭寺慘案”，更大的“三三叛亂”又在以洛帶為腹心，龍泉、龍潭寺、西河、黃土、三岔、石盤、賈家等鄉鎮為依托的成都東山地區爆發。
劉惠安是民國洛帶的末代鎮長，也是共和國洛帶的首任鎮長。《龍泉驛區誌》載：劉惠安兩度兼任金堂、簡陽、華陽三縣聯防辦事處主任，民國政府軍隊路過洛帶甑子場，未經他許可，不準進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邊的灌縣（今都江堰），後來隨母去了大巴山中的萬源，再後來又移居到成都平原東邊的龍泉驛。以上史實，就是我移居到龍泉驛後知道的。
洛帶鎮隸屬成都市龍泉驛區，龍潭寺亦與龍泉驛接壤。即或這樣，我也是移居到龍泉驛七八年後才知道的。具體說來，我是看了《成都市誌》、《龍泉驛區誌》、《簡陽縣誌》、《用鮮血建立和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簡陽平息“三·三暴亂”追述》（載簡陽市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簡陽市二野軍大校史研究會《簡報》）、《龍泉剿匪記》（傅全章撰寫，中共龍泉驛區委黨史研究室編印）等資料，以及在寫作《花蕊中的古驛》、編選《龍泉驛民間文學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圖書，編劇30集電視連續劇《滾滾血脈》（改編自劉曉雙同名長篇小說）過程中，才逐漸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數龍泉驛人，更大多數成都平原人，他們至今都不知道--還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國人，以及異邦的同類呢？
他們不知道，不是他們不想知道，而是文字、聲像和一季一季湧至的時間落葉，覆蓋了最初的非時間落葉。記憶在覆蓋中探出頭來，朝令夕改，又像萬花筒：它是個人的記憶式態，也是集體的記憶肖像。不可靠，是記憶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隻消過去三五年，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記憶。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實，是不應該的，也是不正常的。
對此，我感到落寞、悲涼和無語。多年來，我一直深懷著這樣的感覺。
僅僅是為這種感覺找到出口，僅僅是為排遣這種感覺，我竟自有了試圖從時間落葉中拽出那段曆史、還原那宗事件的念頭和勁頭。
我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就是不關心一切，也應當去關心碰巧出現在身邊的那些、牽動了曆史重大事件與重大進程，而又在曆史的漫天塵埃中消弭得無影無蹤的小人物。況且，抽絲剝繭，撥霧見日，還事物以本來麵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與道德使然。
說了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嗎--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為什麼遲遲動不了筆？顯然，對於“拽出”和“還原”，我是一個“不知道的人”。很多時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後果，更是對膚淺與輕狂的詰責與懲罰。
小說需要細節與寫點，前者是小說的“小”，後者是小說的“說”。這些，我還沒有找到，或者說，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們還不能說服我，更不能說服讀者。
我不願意在想象中尋找。我不願意尋找到的東西，不接“地氣”、不帶“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