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另一套包含了五冊以上，100餘萬字的學術工程。
不過，我更願意形象地比喻為是在“中國畫學”學術艦隊之外的、我的另外一列學術艦隊。
不過，有時候我反觀自己的心態的時候，發現我並沒有將這個艦隊激發出它的攻擊性。甚或相反，我自己倒經常產生錯覺，好像是兒時鍾愛玩具的那種心態：狂熱地為每天增加數量而絞盡腦汁，小心翼翼地守護打磨。
隨著完成並出版著作數量的遞增，我不斷地遭受著如此的質疑：你寫這麼多書有什麼用呢？多了就濫了，就不再神聖了！而且你早就不需要為評職稱而增加砝碼了嘛！
另外的一種聲音更具顛覆性：其實，再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也就一兩冊而已，多了就會有副作用。
這些質疑其實更多地來自於我的朋友，他們的善意是不容懷疑的。況且，有時候這些疑惑也會從我的心底升騰。
不過，每當這個時候，一個戲劇性的情節就會浮現在我的麵前——那是在80年代上半葉偶然在小說刊物上看到的：
有兩個年輕時留學國外的同學，他們在分開了整整30年的“文革”浩劫之後重逢了。現在一位是國外名牌大學的曆史學教授，國際著名學者；另外一位則留在國內某高校做教授。見麵時的激動不言而喻，臨分別時，國外的同學送給了國內的同學一套精裝的十幾部厚厚的巨著，殷切地請老同學指教，同時告訴老同學的兒子，他的父親當年是何樣的風流倜儻，何等的才華橫溢。而這位國內的同學回到家翻箱倒櫃，隻找到一本小冊子。他的兒子說，你的這部小書也送得出手？
其實，這個故事極具象征性，在我看來，這對老同學的會麵，預示著不同學術生命的終極審定。
這個事情留給我長久的警覺是：當外在的文化政治風暴已經不存在時，而由個人內心卷起的浮躁的欲望風暴，是不是還懸蕩在我們的心頭呢？
它也包括對於你所做工作意義的追問。如果這種追問被情緒化、長期化，也會形成自我的顛覆。
而檢驗的標準非常簡單，看你是不是有持續工作的結果。
我經常對那些指責別人著述太多的人如此回應：如果你無法用五千言寫出《道德經》那樣的文字，你就必須有數量。
於是，我不再從研究方法、基礎準備、資料占有這些極易被詬病、繼而會被轉化為逃避工作的借口而煩惱。
於是，一切可能的想象被煥發出來。而伴隨這種想象的落實，就是非常繁瑣而細致的文字工作。由於秉持了激發創造的信念，所以，繁瑣也就成了通往欣喜成果的有趣階梯。
於是，逾越以往在“美術學”範疇中的工作，走向了“視覺文化”概念，也就成為必然。
於是，本書《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的集結，也同時成為必然。
“2005年屬於我的年份”的含義，也就不再局限於所謂的清理中的收獲，更重要的是：《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如同一份學術策劃的概念書，指向了新的學術起點：另一個學術、藝術天地注定要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