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與伊斯蘭文化的對話，則是我的藝術方案之中的意外。作為拜占庭帝國的文化餘韻，現在的伊斯坦布爾是一個被全麵伊斯蘭化的文化都市。最初的基督教下聖索菲亞大教堂，後來則被改造成為一個清真寺。
在被西方基督教化的漫長曆史時空之中，在東方被佛教化全麵浸染的世界裏，伊斯蘭文化被主流話語投放到神秘深邃、陰鬱迷遠的空間裏了。然而，也隻有在這個亞、歐、非三大洲交接的國度裏，以及北非埃及等文化域度裏，我們才會感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在現實之中活躍的力量所在。
反對偶像崇拜的觀念，反映在伊斯蘭的建築之中，圓頂如蒼穹般浩渺的，傳經塔似紀念碑一般分布四角，繚繞結構的文字與繁密布置的圖像，交相輝映出別樣的視覺力量。
被解構的中國書法形式，在這樣的一個不斷轉換的場景之中，其意味的獨特與別致，則是昭顯無疑。
而在這樣的語境之中，所要發出的中國聲音與感受，自然也就注定了通過一種特別的方式了。
以下的文字之中，自然將這個實施的戲劇化過程，有所交代了。
第四部分 小引
這個單元的內容，貫穿的是在亞洲書寫擴撒的主題。
韓國，這個中國的近鄰，某些中國的文化基因，通過某種方式，在其文化之中，得到了較好的保留。
在曆史的深處，我們得知，作為大明帝國的附屬國，韓國對於漢民族的文化有著別樣的血統關係，以至於當明滅之後，一些韓國的文士，潛入中國，與許多漢族的義士參與“反清複明”的大業。這些甚至比一般中國人更不能接受異族的統治行為，說明了如此的動因：
第一，在韓國文化的延展之中，已經不自覺地將中國文化作為其母體，出於對於“母體”的回護所致。
第二，漢族文人文化包括儒學、道學與禪學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以及由此衍生的價值觀、世界觀、生命觀，對於韓國文人士大夫階層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與回護感。
第三，由此，中國文人人格的最直的視覺體現方式，中國書法、繪畫，也就自然地成為韓國文化之中重要的核心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位列韓國國寶級的對外文化符號，要選擇那些韓國古代的文人書畫的緣故了。
香港卻是另外的一種感覺。
當初第一次踏上中國香港的土地時，與韓國相比較，我的民族文化的認同期待感，反而更有落差，或許這就是商業的力量，在一切功能化、概念化、標準化麵前，一切都變得內容蒼白了。
作為曾經的英屬殖民地，這裏的一切幾乎都是按照英國的標準製定的，從交通管製到貨幣的流通係統。不過，繁體字的通行，印刷品的豎排版式，對於文化與藝術的保守趣味，卻也將東方文化的根係彰顯出來。
同樣是“張強蹤跡學報告”之“行為書寫”同樣是在“東亞”的文化域度裏，我的作品在實施的過程之中，所昭顯的意義體係，卻顯現出迥然相異的文化結論。
在香港的“尺度管製”下被賦予了“挑戰極限”的媒體興奮感，所以，它是在當代藝術必須試驗的製度之下，所賦予的特殊待遇。而且，實施場所的“藝術公社”，也是一個對於現代文化生態保留的這樣一塊“飛地”。
事實是，香港需要的是金融。香港不需要藝術，但是，需要有對藝術開放的形象。
在韓國則遭遇了另外的局勢。
我二度赴韓國實施作品，境遇迥異，意義也就自然地相去千裏之遙。
出於對“張強蹤跡學報告AB模型”經驗的積累，第一次在韓國的作品，是在一個小範圍公開的場所中實施的。而時隔八年後的國際性大展的現場，所進行的隆重表演（包括了前總統現場觀看），其意義的擴散，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從香港人體式的行為，到首爾的絹衣書寫，視覺語言的言語層麵，則是行為徹底展觀與書寫意義充分擴散的一個邏輯的延展線路。